“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
而在国内，这个“秘密”就是：国家宏观政策走向，决定着民营钢铁企业的生死存亡。
民营钢企常遇到的尴尬处境：成长时，遭受享有更多政策支持的国有钢企的牵制和挤压，而一旦长大，却又面临被收编的命运。
看着前来的张玮和表面低调的杜华，秦凡没有多话，在一行人的簇拥下来到钢铁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公司高层寒暄后，秦凡留下张玮和杜华单独了解情况。
杜华和张玮在公司的分工不同，杜华主管生产、销售和管理，而张玮主要是和当地政府交往得多些，让各方官亮起一路绿灯，保持着超常规的“日钢速度”。
自上了意大利达涅利公司的H型钢设备，又和涞钢集团合作后，产值不断地攀升。
“基础垒实点，速度放缓些，跟着政策走，不要一飞冲天。”听了他们汇报的秦凡揉着额头，缓缓地劝道。
惊讶的张玮和杜华相互看了一眼。现在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秦总，是不是上面的政策有变？”杜华沉默了片刻后问道。
秦凡点了点头，以后的走向不光是国家宏观上的调控，就是鲁山省的各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几年后也想通过股份制的形式重组，以便于“吞了”日兆钢铁。
杜华还没意识到，体制的力量可以成就日兆钢铁，同样也可以控制日兆钢铁。
在秦凡的头脑中,对于国家以后怎么调整钢铁市场只有零星记忆,但钢铁这个庞大的市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谁也把握不准。
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在日兆人的眼中，日兆钢铁人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梦想！
在开始秦凡的设想中，他对张玮和杜华提出的规划只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一点的新厂。
然而，张玮和杜华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六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7396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0亿元。
当地政府支持和当地银行的大胆放贷，也刺激他们心胸的膨胀。但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
内地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在日后流传为美谈，也有不少在这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的典范。
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国内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
“项目这么大，怎么批下来？”秦凡想了想问道。
张玮低声告诉他，整个项目与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好，分为六个子项目分别申请立项，相应成立了六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
秦凡摇了摇头，从一开始就用欺骗违规的手段，这不是把短处交给人攥着？
“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领导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张玮解释道。
听到张玮的解释，秦凡更是叹气，相关的手续即使自己不亲自去办理，那也要在相关手续上参与认定，使其具有法律上的认可，以后不至于由于当地政府领导层的换届或是“震动”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看到秦凡忧虑的神情，张玮问询后便笑道：“秦少，现在不光是我们这里是这样操作，像常州的老戴、魔都的老郭都是同样如此。”
老戴的铁木，秦凡是清楚的，而魔都的老郭也曾耳闻：67年出身的郭常昌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是国内民营企业中的少壮人士，于1992年创办复星，最初的业务只是为魔都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和市场推广代理，两年后复星推出了自己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在上海房产的高温时代获得爆发性增长。
其后，复星相继进入医药、金融、零售等领域，并在证券市场上翻云覆雨，构筑了国内股市上赫赫有名的“复星系”。
“老郭什么时候开始搞的？”秦凡记不清“复星”进入钢铁业的时间。
“去年吧？”张玮不确定地说道。
此时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民企炼铁成本比国企要低60到90元吨，炼钢成本低60到150元吨，成品低100到300元吨。
秦凡看着他们兴奋的神情，知道再怎么劝也迟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在张玮和杜华的陪同下,观览了初具规模的厂房。
“这里当时是一片滩涂、虾池，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刚开工就遇上了30年不遇的一场大雪，汛期又遇上多达47场的连阴雨，道路一片泥泞，大型车辆及工程机械无法使用，很多设备都得靠人拉肩扛。”杜华在旁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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