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家降伏之事，消息传得飞快，足令天下震动。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态。
事先大部分人都觉得，毛利辉元面对平手泛秀出于绝对的下风，多半是要败北不敌的，谁要觉得能赢会被怀疑脑子不太正常。
但真正尘埃落定的时候，依然有不少人会感慨万千甚至痛苦哀嚎。
平手泛秀私底下认为，这种对不能反抗的事情心存侥幸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自欺欺人总能稍微让心里舒服点，直面现实却是非常痛苦的，只有少数心性坚硬的豪杰能够克服之。
但是换个思路，在惨烈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奋斗不息好像也一种值得尊敬的品质，持续不懈的努力拼搏偶尔可能达成看似全无希望的成果，比如山中幸盛他们屡败屡起，最终得到贵人相助奇迹般的复兴了尼子家。
人世间的道理总是正反两面都能讲通，真是纠结啊！
所幸的是，自后醍醐这个“大天狗”死后，几百年来朝廷从来都是直面现实，保持理智，一点也没有追寻梦想，奋力一搏的意思。即便个别皇族或公卿突发奇想要搞事情也会马上被同僚们拉住手脚。
平手泛秀从西国率领大军返回路上，才刚由播磨走到摄津，离京都还有四五天的路程，就已经有下级官员带着队伍举了旗帜前来接洽了，还有不少僧侣、商贾、学者、职人之类的随行，显然是趁机会过来攀关系或者讨赏的。
接下来每一天，都会遇到新的“迎宾员”，级别也是越来越高，从五位的侍从，到四位的参议，再到三位的中纳言，但队伍的人数却是逐渐变少。因为场面大了，没两把刷子的不敢往里面掺混。
最终在京都西郊落座休息时，轮到时任正二位内大臣的一条内基主持欢迎，参与的成员包括关白二条晴良的胞弟真言宗高僧寻惠，出身皇室由青莲院为根基取代延历寺继任天台座主的尊朝法亲王，当世连歌界公认第一人的里村绍巴等。
这阵势，闲杂人等厚着脸皮出没，就等于自讨没趣。
甚至包括武田胜赖、德川家康这些有正事要请示的都得排在后面。
一条内基这个人以公卿的标准，算是言行很直率的，寒暄了不到一刻钟就道出正题，那就是他自己即将晋升为左大臣，而空出来的内大臣之位，意思就很明显了。
同时为了保证官职与阶级相匹配，至少“从二位”也是必要的。事实上公卿们决定直接给到“正二位”。
顺带着，平手义光则由“从五位上中务大丞”转任“正五位上，刑部少辅，兼近江守”。这是应了泛秀的要求，刻意让儿子也顺着自己的路线走，营造一种继承过程中的仪式感。
由“正三位权大纳言兼左近卫大将”到“正二位内大臣兼左近卫大将”是一个很关键的过程，并非简单加官进爵。
首先，权大纳言和内大臣同属“太政官”的行列，有权领导朝廷，不过前者是“次官”之首，后者是“长官”之末。
律令制从唐朝学来了“四等官”的说法，从上到下分别是长官，次官（或曰通判官），判官，主典。
长官有独断裁决之权，而次官则有协助裁决之权。
这年头只剩下象征意义了，各地武士和平头百姓完全不会在乎，然而公卿们的心里，还是有明显区分的。
更重要的是，全方位超越了落跑在外的足利义昭，成为扶桑列国独一无二，身份最高的武士，而不再是并列了。
再加上去年的改元，可以说京都人已经彻底承认并接受了新时代的到来。
以后如果平手泛秀再跟足利义昭碰面的话，论幕府地位是该前者向后者施礼，但按朝廷体制则正相反，后者需要向前者致敬。“征夷大将军”的头衔虽然实际世袭，毕竟名义上还是接受宣旨敕令的任命才有效，幕府规矩和朝廷规矩相左时，显然还是应该以朝廷为主。
此事意义非凡。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惯例，“源氏长者”这个称号，原则应该由天下所有源氏后裔之中，官位最高的人担当，负责祭祀祖先、召集族人、调解争端、推举氏爵之类什么屁用都没有但又充满神圣感的各项工作。
伴随的还有淳和、奖学两院别当的荣誉性职务。由于历史过于悠久，史料保存不善之故，现在没人能准确描述这玩意儿到底是干嘛的，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对外人来讲，反正搭配食用味道更佳就对了。
现在平手泛秀官位到了这份上，又是公认是新田义重的后代，正儿八经源氏后裔。虽然族谱上有五代人记载存疑，不过普遍被认为是“战乱时期动荡导致”而绝非“攀龙附凤随意编纂”。
他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如此自称并手持了补完过的系谱，而非势力大了需要名目时才临时抱佛脚拿出来救急，可信度怎么说也比后北条和德川他们强点。
本来这玩意儿应该像“征夷大将军”一样被足利家的人垄断，但由于室町幕府统治太不稳定，经常狼狈地被人赶出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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