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刘玉，则是以“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逃税者了”的理由，来评价这件事的。
很长一段时间，刘玉和皮特，在英国和北美，都被视作真正的自由的象征。
刘玉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肆宣传自由贸易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治标治本”的词，来解释这件事。
他说，他这种要求欧洲取消消费税、取消关税的做法，是治本；而皮特，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很……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刘玉很会丧事喜办。
大顺的税收能力，吃屎一般，和大明一脉相承。刘玉把“没能力”，解释为了“故意的”。
借着中国热、和启蒙运动的“借东讽西”，刘玉说，你看我们大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就收2000万两银子的土地税，消费税、酒税、茶税什么的少的可怜，你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为啥富庶？就是因为我们收税少啊！
算了算，法国按照大顺的标准，一年国库收入400万两就行；而英国200万两就行，多余的，都是“暴政”、“与民争利”。
这些年宣传的可是不少。
这也就是此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种种辩护，解决了“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经书。
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解决了“走私贩子是英雄”的经书。
前者，解决了“用外国货是爱国”问题；后者，解决了“违法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大顺已经做好了全面经济殖民的准备工作，这一定要感谢东印度公司，之前每年花那么多钱游说和雇佣笔杆子，消弭了白银外流的认知问题。
就像要感谢东印度公司，培养了茶叶、丝绸、棉布的消费群体，还帮着大顺打开了西非市场，为松江棉布赢得了“哀伤之布”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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