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让大顺的人，接受从经院哲学，引申出的突破天启，再到天赋予人之权这样的推理过程，其实在大顺真的是说不明白的。
远不如造反有理这样的道理，更容易说清楚。
法国咖啡馆里现在在讨论的那些东西，能否解决大顺这边头顶上可以预见的几个大事？
或者说，法国咖啡馆里讨论的那些事，能否让大顺达到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相对封建贵族的力量对比？能否让大顺按照2600万人3.5亿亩耕地的人均资源配置？
比如，随时可能大决口，直接改道北流的黄河，这个能解决吗？
比如，人口不断滋生，亩产其实比英国农业革命后的亩产高得多，但依旧常年灾荒，动辄大饥的问题，这个能解决吗？
比如，能否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像是牛二这种实学出身的、被刘钰影响颇多的、典型的大顺这边的启蒙分子，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粗陋的，但却有一个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模糊概念：
即：商周、春秋、两汉、隋唐、宋、明……不管是赋税制度、财产制度、土地所有制、工商业、货币上，都是不断变化的。
他们确信，物质的改变，将会产生一种与新时代适应的，赋税、财产、土地所有制、货币、乃至于朝政、官员选拔的变化。至于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只是模糊地，按照历史传统去认为，届时，自有周汉之别、汉唐之别、唐宋之别、宋明之别。
他们常年被潜移默化地灌输和影响，内心潜意识里相信，思想、制度是搭建在物质基础上的。
他们不是欧洲启蒙派的莱布尼茨乐观主义者，而更倾向于理性狂热的进步主义者。
和明末那群思想家们秉持的传统的民本主义引申，还不一样。
大顺的这群实学派的思想，很杂，很杂，唯一能把他们统称为一个“学派”的缘由，就是对未来的、纯粹生产力角度的设想。
而在生产关系上，杂的比彩虹还乱。
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有点像是明末的东林党，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区别就是东林党对道德主义的认可，而新学的实学派是对生产力角度的认可。
皇帝现在问的这个问题，虽然奇葩，有些叫人意外，但实质上就是旧势力和新时代的分歧。
来之前，刘钰和牛二说过，说有什么就说什么。
但可并不包括这种压根儿没想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回答是先修铁路还是先移民，而在于修铁路要不要给商贾阶层足够的利益、是否让他们把持对铁路的控制，或者说是否要让商人阶层来包办这条铁路成为如同一些在南方已经出现的私营运河一样的存在。
或者说，这个问题，最完美的回答，就是认为这是个问题。
如果这不是个问题，那么是有答案的，那就是让资本入场修铁路，不就解决了？
只有默认不能让松苏的资本入场掺和铁路问题，这才是个“两难的选择”。
是一种默认“某种做法不可取”之下才有的两难选择。
皇帝不是要一个答案。
而是要一个“某种做法不可取”是一种共识、一种理所当然。
以证明，新学实学派的人，并不是全然站在松苏资本那一边的，相反对他们是充满警惕的。只是将他们作为工具，而不是成为他们的附庸。
所以，牛二的回答，不管是“应该先修铁路”，还是“应该先移民”，都是对的。
错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官营移民、资本修路，此问题可以两全其美”。
牛二在沉默地思考了一阵后，给的回答倒是也蛮有趣的。
“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当可分轻重缓解。”
“要先修一条从京城到张家口的铁路，从而让蒙地的羊毛可入天津，如此工商可振，边疆蒙人亦再无控弦弯弓之势。”
“然后修一条自开封往关东。便于百姓迁徙。既可实边，亦可减缓人口之繁。且关东之米麦，皆可运输往关内，若有灾荒，则可大赈。”
“再然后，便可全力移民于海外。”
听到这个回答，刘钰心里默默地擦了把汗，心道可吓死我了，这回答倒是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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