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欢的一番指责将扬州失守的主要责任全部推给了玉昔帖木儿和马绍及拔都、都哥，却绝口不提强夺扬州军政之权，反而将说成是危难之时，受城中官员和军民全力拥戴才接过守城重任的英雄。至于最终失败，也是因为宋军兵力强盛，火器犀利，加上出现了内贼才导致突围失败。
众人都知马绍为人，做出背君叛国的事情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几位汉官也纷纷进言，为其辩解。但是当事人都不在场。玉昔帖木儿在江南生死不知、马绍在城破之后下落不明、拔都和都哥叛元当了带路党倒是真的，多地传来的战报皆有提到他们充当南朝使者劝降之事。
当下只有孤身脱险的脱欢成了见证人，其惨兮兮的样子大家也都看到了，全部身家及儿子妻女全都陷于城中，只带着几十个侍卫突出了重围向朝廷示警，怎么看也是帝国的英雄，加上其是前帝的爱子，当今皇帝的兄弟，不可能做出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国就是家’。
此外，在座的几位皆是朝廷重臣，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对于南侵之事有的人就是始作俑者，其他人即便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也并非毫不知情。从而知道脱欢所言并非皆是虚言，起码他们都知道玉昔帖木儿拿扬州城做‘饵’，吸引宋军江东主力的事情是真的；且马绍作为和议使出入宋营刺探军情有些人也是知情的，其中发生了什么不得人知的事情也非不可能。
“大汗，臣以为马绍勾联南朝，泄露军机的嫌疑很大，虽然也可能是无意间吐露的。否则南朝怎会知晓我朝大军南渡之事，并事先作出布置，使得他们被困江东。因此扬州失守，南征大军被困，马绍难辞其咎，应当追究其责，予以惩处！”桑哥这时起身施礼奏道。他知道当今大汗信奉汉法，便也投其所好，仿照汉臣们的那一套礼节行事，而非如蒙古旧臣那般随意。
“桑哥，此事尚未明朗，马绍至今下落不明，岂能妄下论断，还请大汗明察！”徐琰听出桑哥话中之意，就是要将失败的一切责任加到马绍身上，他连忙起身施礼为其辩解道。
“徐中丞，孰是孰非大汗自有明断，但以当下情形及以镇南王所述，再者马绍多次抨击朝政，发泄不满，为诸多同僚排挤，又对大汗让其离朝出知外省避祸的爱惜之情不能释怀，难免心生异志，做出不妥之事！”这时中书右丞安童上前道。
“右丞……”
“徐中丞不必再言，马绍是忠是奸日后自会察明，当前南朝大举北侵，兵进中原此才是大事，还要以国事为重！”徐琰还想争辩，但尚书左丞叶李这时拦住其言道。
“汝……”徐琰知道叶李与马绍私交不错，可此时彼受到质疑和误解，其明哲保身不肯出头也罢了，却还拦着自己，让他十分愤怒，但看到其复杂的眼神时又瞬间明白了，生生将到了喉咙的话咽了回去。
他清楚官做的这个位置的人都是人精，而玉昔帖木儿渡江南征没有大汗的授意，其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放弃扬州，不救镇南王。现下脱欢只是痛骂玉昔帖木儿，怨恨马绍，却绝口不提大汗，真的是其不知道谁是策划者吗？答案肯定不是。
因为脱欢知道知道自己无论任何折腾，当下也无法撼动真金的位置，反倒是惹恼大汗，其却可以将责任都扣到自己的头上，将他至于死地。所以他明白什么是底线，话说到什么程度就应该适可而止，而非是得理不饶人。而桑哥、安童和叶李同样看清了形势。扬州已经丢了，敌军兵进黄淮，且以脱欢所言南渡江东的十数万大军只怕也凶多吉少。
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必然要有人负责，但绝对不会是作为决策者的大汗真金。脱欢是两淮爵位最高者，又有督察之责，按说将责任推到其的身上是最恰当的。可大家都知道其身份特殊，又是有职无权，根本无法左右这等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大汗要是让他背锅，不仅会有手足相残之嫌，还会触怒旧宗势力，在当下其自然不会去做。
玉昔帖木儿是南征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让其承担责任是最为合适的选项。可现在偏偏消息断绝，谁也不知道其是胜是败。若是贸然将锅甩给他，败了还好说，那是大汗英明；可若是胜了，那边立下大功，这边却将家给抄了，其会怎么想傻子都知道。况且玉昔帖木儿手中还握着十万重兵，一旦被逼反降宋，后果不堪设想。因而大汗也不会将锅让其背，起码暂时不会。
桑哥就极为聪明，体会到了大汗的苦处，就着脱欢的话头便将锅扣到了马绍身上。一者马绍职位够高，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二者马绍被贬出朝，心生怨念作为通宋的理由也说的过去，且其作为朝廷与南朝间的联络者，亦具备通敌的条件；三者当前汉法派势微，不仅反对者少，还讨好了旧宗派，迎合了圣意。
如此一来不论马绍是生是死，是忠是奸都不重要，只要战败的锅有人扛就好。当然其死于乱军中最好，那是罪有应得，恶有恶报；即便活着其也恐怕等不到三堂会审，就在押送或逃回的路上被‘畏罪自尽’了；而真的投降了南朝，那这口锅也就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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