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大石笑道：“你的山羊送我一批，我试一试。”
李慢侯道：“可以啊。你要是能养出来，绒布我包销都没问题。”
随着稳定的通番海道的建立，李慢侯搜集到了越来越多不同民族的民情，大批不事生产的民族，确实让人头疼。
亚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都是如此。他们以杀戮为业，强盛的时候建立庞大的帝国，帝国崩溃之后，变成其他国家的雇佣兵。
还有一些民族以生产为主，典型的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中国人还算好的，印度人最让人头疼。
之前，李慢侯之所以迟迟无法打开印度市场，主要就是因为印度人也是一个什么都不进口的文明。恒河口一带的孟加拉地区，印度河口的信德地区，都是如此。使者描述道，“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
恒河下游，统治者广袤的孟加拉地区的犀那王朝，是一个印度教文明。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出现了一代雄主，名叫毗阇耶犀那，统一孟加拉，又征服北比哈尔、阿萨姆和奥里萨等邻邦君主，强势阻挡着中亚回教势力东侵。但其本身的宗教却十分腐朽，盛行印度教，维护种姓制。
种姓制文化下，大批低种姓族群，无法经商，无法务农，只能从事手工业，千百年来从事棉纺织等生产，纺织成为无数家庭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傲娇，并不强烈地追求利润。生产的棉布，根据他们自己的习惯，完全没有标准，尺寸宽度长短，各地都不相同。种类十分繁杂，任何一个集市上，就拥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种类的棉纺织品。
虽然种姓制限制了人才跨阶层的流通，无法形成中国科举制这种“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这样的人才集中服务于帝王的情况，却间接的保持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手工业族群。这个族群，文化水平不高，很难持续对技术进行跨越式的改进，但他们却能持续不断的精益求精，生产出品类繁杂的精美工艺品。
犀那王朝并不拒绝贸易，可当中国商船靠岸之后，发现卖不出多少货物，丝绸、瓷器倒是容易卖掉，可丝绸瓷器是紧俏物，在哪里都是龙头商品，而且产量有限，不可能无限制供应。印度人又有可以取代的替代物，精美的棉布，因此他们不太愿意为中国丝绸开出天价，并且印度人自己也生产丝绸。所以丝绸并不会卖给印度人，瓷器同样如此，印度人有自己的陶器，他们也买瓷器，但出价低，价高了，他们就不要了。
结果商船只能用真金白银购买印度的棉布和手工艺品，贸易很难平衡，因此贸易规模迟迟无法扩大，燕王势力就迟迟无法在印度洋立足。
控制恒河下游的犀那王朝如此也就罢了，连控制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也是如此。这里属于回教势力范围，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就扩张到了信德，从印度河口一直到中游的木尔坦都是他们的地盘。倭马亚王朝崩溃之后，留在这里的回教封建主成为土邦领主，一直控制着这里。
信德省控制的印度河下游，只有西岸地区有狭小的农耕土地，东岸地区是广袤的沙漠。真正开发起来，还是英国人修建了水利设施之后的事情。印度没有强大的中央王朝，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开发，因此信德省的农耕区域实在很狭小。长久以来，也是印度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印度河流域的中心一直是中上游的五河流域，这里河流密布，是旁遮普人的领地。现在被伽色尼王朝统治。
仅仅是信德省这个偏僻的土邦，就十分富庶，倭马亚王朝时期，从这里每年可以征收到一千两百万银币。这里出口大量的白糖、大米、枣、香蕉、椰子、竹子、骆驼、大象、孔雀、象牙、木箱、鞋、铜器、棉布，但进口极少。
回教统治者征收的赋税极重，除了要求百姓缴纳税赋之外，还向印度人征收人头税，富人每年缴纳四十八个银币，中等家庭每人缴纳二十四个银币，穷人也得缴纳十二个银币。
除了少数权贵之外，老百姓都太穷了，穷的只能出口物资，买不起舶来品。而他们的权贵，则热衷于互相攻伐。倭马亚王朝扩张到这里之后，分封了大量封建领主，整个信德省分为四个州，每个州任命一个瓦利（州长），给一些有功的军官甚至战士，也分配了大量土地。
倭马亚王朝崩溃之后，高官开始独立，但不久就开始跟地方州长争夺权力，他们征收到的税赋，不是拿来消费，而是从西部贫瘠的俾路支雇佣战士打仗。
这导致大宋商人在印度河下游的贸易，受到极大的影响，动不动就被抢了。以前也就放弃了，这几年燕王海军却开始对这里进行整治，使者多次警告当地封建领主。可这些领主也很无奈，俾路支是迁移来的阿拉伯牧民，不雇佣他们打仗，自己会被吞并，雇佣他们打仗，这些人军纪很不好。
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容易解决，东藩大军还没有丢掉手艺。崛起的海商集团，拥有足够的财力雇佣战士，来自东方，久经沙场的老兵，对付这些俾路支人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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