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各地地方官府，仍有继续设立关卡，向商人收税的。甚至还有少数官员、小吏以及差役，向商人无端索取好处。天启二年，工商总局总共接到各地商人投诉两千七百五十三起，全部都是商人在依法依规缴纳商税后，还要被各地衙门盘剥的问题。截止到昨日，工商总局一共是完成了两千六百八十七起投诉的处理，这其中，大部分地方官府收到我们工商总局的意见后，都对违法收取的税金进行了退返。但也有部分官员、吏员乃至差役，执迷不悟，甚至态度恶劣。对这些人，我们只好进行制裁。
天启二年，工商总局累计转送都察院、刑部相关案件三百五十八起，截止到昨日，摘掉了两百余名官员的官帽，废掉了七十余名情节特别恶劣的官员的功名。另外还处理了九百余名吏员和两千多名差役。”
听着王执的汇报，朱由栋心里大感欣慰。
大明建国两百多年来，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收过什么营业税、所得税、财产税。但是商人们平日里的负担并不轻：因为没有明确的商税收取法令，以至于地方官府在面对商人时可以随意发挥。这就导致商人们在名义上少交甚至不交商税的同时，却要另外拿出大量的利润来贿赂官员。由此导致官商深度结合，加速官场腐败不说。还使得大明朝廷收不到钱的同时，普通百姓遭受的盘剥持续加重。
收取商税，就是要把各地官府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斩掉，一切都拿到明面上来。如此，吏治能够得到改善，国家收入大增的同时，才更有力量去履行国家职责，进行军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赈济灾民等工作。
朱由栋深知，要把各级官府以前的惯性收入斩掉，让大家接受新的制度，是一件违背既得利益阶层人性的事情。这做起来，其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商人们在依法缴纳商税后，是否可以不再被既往的‘规矩’继续盘剥。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说被‘盘剥’的金额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减少幅度超过正常缴纳的商税。商人们都会愿意支持朝廷的新政。
所以，在这里面，地方官府的表现才是关键。
目前看来，在强力推动收取商税的一年里，各地官府虽然也有不少犯事的，但大多数都是习惯使然。真正丧心病狂顶风犯事的，有，但是少数。
要知道，大明现在的文官两万五千余人，吏员近六万，差役近二十万。这么庞大的基础中，只有三千多人受到处理，这个比例已经很低了。
虽说肯定有相当部分商人缴了商税还被继续盘剥但是不敢开口举报，虽说肯定有工商总局没有处理到的地方。但这个比例之低，仍然让朱由栋喜出望外——他本来都有心理准备，想要效仿朱元璋当年操刀把全国官吏杀个人头滚滚的。没想到真操作起来，犯事的官员的比例这么低。
嗯，很好，看来廉贞的效力，真的开始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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