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性情看似宽和，常能听得进麾下臣子的话，更有容人雅量，是帝王中极少见的，但实际上李世民的骨子也是一个固执的人，若是他认定的事情便鲜少还会更易的。
所以李恪要劝李世民，自然不能从此事的本身来劝，这样劝，就算说的再多也是无用，李恪要劝李世民放弃将高阳下嫁于房遗爱，最好的法子自然是站在帝王的角度，而此事李恪也已经有了思量。
房玄龄出身清河房氏，清河房氏本就是山东名门，而高阳不是一般的大唐公主，而是天子嫡出，太子李恪唯一的一个嫡亲小妹，若是将高阳公主下嫁于房家，房家集门阀之贵，皇亲之盛，再加上房玄龄掌相位多年，房家的势力便着实叫人生畏了。
近几年长孙无忌渐渐年迈，不再如前几年那般，已经有些退下来的意思，而长孙冲势头才起，还难当大位，为尚书左仆射十五载的房玄龄便是朝中势力最盛的，尽管房玄龄行事恭谨，从不逾矩，更是绝无二心，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站在皇帝的角度，本就不该如此的。
李世民动了要将高阳公主嫁于房遗爱的念头时，杨皇后还是贵妃，尚未封后，那时下嫁公主显得对房家恩重，自无不妥，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却不合适了。
只要有人帮衬，在加上如今朝中房家的权势，李恪至少有八成的把握去说服李世民，但就在此时，一封自辽东送来的急报进了长安，此事便开始被搁置了。
在大唐河北外，辽东并半岛之地共有三国，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高句丽居于北，国力最盛，与大唐接壤，百济居西南，国力次之，而新罗居东南，与百济相当。
在前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兵败，而后大唐立国，在大唐立国的前二十年里，这三国对大唐都伏表称臣，还算恭顺，但就在贞观十六年时却生出了乱子来。
就在去岁中，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发起宫变，杀高句丽荣留王，并屠其心腹百人，另立其侄高藏为王，以为傀儡，而自封为大莫离支（类似于唐朝尚书令），开始摄政，权倾朝野。
高句丽乃大唐藩属之国，凡高句丽王俱为大唐御旨册封过的，渊盖苏文杀高句丽王，另立新王而不问大唐，无异于就算在挑衅大唐的权威。
去岁此消息一处，便有大唐营州都督张俭上表，请东征高句丽，但李世民在朝臣劝阻之下以“山东凋弊”为由未许此事，反倒下旨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继位新任高丽王。
大唐的处置可谓仁德宽厚，但高句丽或者说是渊盖苏文却辜负了大唐和李世民的仁德，就在贞观十七年初，渊盖苏文竟联合百济强攻同为大唐藩属的新罗，再一次公开挑衅大唐和天可汗李世民的权威。
渊盖苏文乃前高句丽权臣渊太祚之子，他自幼便就自视甚高，曾看着父辈们三败前隋，在他的眼中，中原王朝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故而才敢如此放肆。
新罗为大唐藩属，以天可汗李世民为君，受李世民册封，也是半岛三国中对大唐最是恭顺的，如果说此前渊盖苏文废君新立还是国政，李世民还能忍让的话，那高句丽联合百济讨伐新罗就是直接动摇大唐对辽东及半岛区域的统治了，李世民岂能忍让。
太极宫，甘露殿。
“启禀陛下，高句丽渊盖苏文擅动刀兵，先杀高句丽王，后攻新罗国，漠视我大唐天威，依理当伐，兴仁义之师，护庇藩属。”大殿之中群情激奋，兵部尚书李绩当先出列道。
李绩之言一出，随后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也出列道：“末将附议英国公所言，新罗乃我大唐藩属，对我大唐最是恭顺，此番无故被伐，若是我大唐不出兵庇护，主持辽东局面，人人以为我大唐可欺，日后谁还会服我大唐？”
大唐能有今日的威望，叫天下臣服，可不是靠着诗书礼易的传承得来的，是大唐儿郎们在边疆一刀一枪厮杀出来的，此番高句丽所为已触及大唐底线，若再不处置，日后人人效仿，又怎还了得。
李绩是兵部尚书，薛万彻是禁军大将，他们俩所言几乎也代表了大部分军方将领的意思，此事若是搁在以往，那必然是毫无疑问地要出兵征伐高句丽，甚至灭其国祚的，但此事特殊就特殊在高句丽这个国家的身上，因为隋亡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大唐百官不得不小心谨慎。
高句丽其国，论国力远不及往日之突厥，亦是薛延陀之下，甚至比起吐谷浑也不见长处，但高句丽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高句丽的位置和气候。
不同于吐蕃的高原，高句丽地处辽东，气候严寒，且屏壁连连，多有坚城，欲取高句丽，若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尽得全功，拖得时间久了，辽东严寒，行军不易，就是粮草也难维继。
前隋炀帝并非全不知兵之人，相反地，隋炀帝也曾参与灭陈之战，多少也通些行伍之事，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兴兵百万东征，却仍旧折戟，除了高句丽名将乙支文德之能外，其余的缘故也主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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