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何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他们的失败是萨、何诸先生们在今日所应该引为鉴戒的。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不能言的“中国本位”。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帝制推翻了，当年维新家所梦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变动的潮流里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维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岂不要毁了那个“中国本位”了吗？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来，二十多年了，中国经过五四时代的大震动，又经过民国十五六年国共合作的民国革命的大震动。每一次大震动，老成持重的人们，都疾首蹙额，悲叹那个“中国本位”有陨灭的危险。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潮，所以社会政治制度受的震撼也最厉害。那激烈震荡在一刹那间过去了，虽然到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何键、陈济堂、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护那个“中国本位”。何键、陈济堂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这种精神，也是萨、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
我们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对于固有文化，他们主张“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对于世界新文化，他们主张“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这都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陈济堂、何键诸公又何尝不可以全盘采用十教授的宣言来做他们的烟幕弹？他们并不主张八股、小脚，他们也不反对工业建设，所以他们的新政建设也正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而他们的读经祀孔也正可以挂起“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无一句不可以用来替何键、陈济堂诸公作有力的辩护的。何也？何、陈诸公的中心理论也正是要应付“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建立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
萨、何十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文化变动有这些最普遍的现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比较观摩的力量可以催陷某种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与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催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个方面的自身适用价值成比例：最不适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催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钟表的替代铜壶滴漏，如枪炮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显的例。如泰西历法，之替代中国与回回历法，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争斗而终于实现的。如饮食衣服，在材料方面虽不无变化，而基本方式则因本国所有也可以适用，所以至今没有重大的变化：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十教授所梦想的“科学方法”，在这种巨大的文化变动上，完全无所施其技。至多不过是某一部分的主观成见而美其名为“科学方法”而已。例如妇女放脚剪发，大家在今日应该公认为合理的事。但我们不能滥用权力，武断的提出标准来说：妇女解放，只许到放脚剪发为止，更不得烫发，不得短袖，不得穿丝袜，不得跳舞，不得涂脂抹粉。政府当然可以用税则禁止外国奢侈品和化装品的大量输入，但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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