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上海期间，曾应邀多次做讲演，其中为上海一师附小、二师附小就分别做了《小学教师的修养》的演说。胡适还参观了一师附小的暑期实施示教班，称赞：“这班小学生对于教师真同家人朋友一样，即此一端已很难做到。”足见他对儿童教育的关心和热心。
1921年7月30日，他应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讲习会之邀，专程去苏州做过两次演讲，主题为《小学教师之修养》及《实验主义》。据当年8月4日的《申报》报道，“听者满座，颇极一时之盛”。
着名学者、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叶圣陶就是此次演讲的忠实听众之一，听讲之后不久，他甚至将演讲内容及场景写进了小说。
7月31日，胡适到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
在讲演开头，胡适言道：”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囚：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
“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胡适提出四个方法是：(1)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着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
(2)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
(3)系统的研究；“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4)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8月2日，胡适到安庆，在之后的几天里，这期间他为安徽各界做演讲，更是忙得马不停蹄，经常是半天便有两场讲演。其讲演内容主要有《实验主义》、《科学的人生观》、《女子问题》、《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好政府主义》等。其中《好政府主义》，算是胡适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这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8月6日，胡适作了安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在演讲中他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建议，包括安徽大学的筹建，大型图书馆的兴办，国民学校、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应给予女子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等。
这一年，是胡适在各地演讲最多的一年，除上述在外地的演讲外，胡适还在京津两地作了多次演讲，包括在清华大学做《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演讲，他的理由是：机械的纪念没有意义；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8月8日，胡适返回到上海。受命负责主持北大在江苏的招考。9月7日，他告别上海的朋友，登上北上的列车，于9月9日凌晨一点多回到了北京。
9月19日，胡适与顾孟余、颜任光、陈聘丞在蔡元培校长家中商量北大的事情。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他主张大学正在进行的工作应该“破釜沉舟”地干下去，说，“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当晚商定的事情有：“(1)图书募捐事（图书馆募捐）；(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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