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第四部分，一般被视作最为精彩的篇章。
他写道：“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
“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骗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
“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胡适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球）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球），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1919年的一季度，胡适开始忙碌一件大事，就是邀请自己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 Chipman)、女儿露茜（Lucy）利用休假机会到日本游历、讲学。3月，与胡适同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后，写信给胡适，建议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胡适马上写信给杜威，邀其到华讲学，
适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郭秉文（1880-1969，后任南高师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陶孟和，1889-1960）赴欧考察战后教育，3月14日，他们顺道经过日本时，当面拜访杜威并邀请他到中国讲学。
在后来杜威博士致胡适的函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形成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
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国，住不长的时间，以游历为主，间或做几次演讲，于七八月间返回美国。但当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时候，他改变了原先游历为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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