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由在任总统民主党人威尔逊对阵共和党人休斯。这次大选无疑处在一个“非常时刻”，第一次大战的战火在欧洲正愈演愈烈。战争的漩涡随时有可能将准备不足的美国和美国人民卷入其中。
1916年11月7日投票当日，最初的结果传来，休斯似乎占优。
休斯的传记作者Merlo J. Pusey描述了当晚的情景：“当休斯一家吃晚饭时，朋友们多次冲进他的饭厅，喜讯雪片一样落到了他们饭桌上。《世界报》和纽约其他几家报纸都承认了休斯的当选。记者们纷纷求证……时代广场上闪烁着休斯大获全胜的消息，现场估计有十万之众。支持者和一些顾问纷纷要求休斯宣布胜选。”
面对支持者的这一要求，一向谨慎的休斯回答道：“如果我当选总统，那是因为我国人民认为我在危急之时仍能镇定自若。为了不辜负这种期待，我要从现在就开始做起，在我没有把握当选之时，我不会屈服于这种要求。”
休斯的话不能仅仅视为资深政客的审慎。几天之后的周五，加州农村地区传来了足够的统计数字，显示威尔逊赢得了该州。当选票全部统计完毕时，威尔逊在加州确实如胡适所言只赢了三千多票。一些共和党人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开始指控可能存在舞弊，要求打选举诉讼。但休斯不同意，他把这些谣言压了下去。
周六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了“Hughes Silences Hasty Fraud Cry”，这自然出于休斯授意，报道中说：“休斯宣布，在没有绝对的舞弊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控诉，让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头衔蒙上阴霾。”
到11月22日，终于完成了足够的计票和复核，休斯当即给威尔逊发了一封电报，接受败选。
看完了这边品德高洁的休斯的表现，那一边的威尔逊同样让人充满敬意。
那时美国总统的就任典礼比现今更晚，安排在次年的三月。在欧战战火纷飞、局势瞬息万变的时刻，漫长的过渡期肯定蕴含着相当大的风险。
当此之时，威尔逊提出了一项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的计划。
在大选前两天，他给自己的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写了一封美国政治史上着名的信件，主旨是商量万一在两天后的大选中连任失败，如何尽快让位给休斯，减少过渡期给内政外交的影响。
他的方案是：在休斯当选和就职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威尔逊将任命休斯接替兰辛担任他的国务卿；一旦休斯就任，威尔逊和副总统就会辞职，于是，根据当时的继任规则，休斯将提前成为总统。
兰辛在20年后的回忆录中透露了威尔逊的这个计划（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 Bobbs-Merrill, 1935），此时威尔逊已于1924年作古，兰辛提供了该信的全文。
威尔逊的“高风亮节”，休斯那时当然无从得知。但他们各自都以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公心”，完成了政治人物的历史职责，力图不让选举的纷争和制度的缺陷危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实，像特没谱那样的小丑，在M国是不多见的，至少比在专制制度下死抓住权力不放的权力欲者，要少得多。只不过，这权力欲者都喜好给自己穿上一件好看的外衣，恬不知耻地宣称，他所以要留在位置上，是这个位置需要他，他是为了对民众负责。岂不知，他在应该离开的时候离开，才是真正对国家和对民众负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谁，地球都照样转。
经过这两次美国大选的实地观察和研究，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兴趣。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他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宪法及法律制度等等，都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在美国生活和政治的熏陶下，胡适开阔了眼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心领神会。毫无疑问，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离伊萨卡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胡适觉得自己太过活跃，交友太广，应酬太多，以至于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学问。所以他想搬到一个大城市，纽约有几百万的居民，他便可以藏身于此。这应该也是他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原因。
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名称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简称哥大，校址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晨边高地，濒临哈德逊河。是一所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美国大学协会的十四所创始院校之一，也是常春藤盟校之一, 在多个榜单上排名美国前五，世界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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