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
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前一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秬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秬即使没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
嗣秬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
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骍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他在日记中写道：“1906年5月19日，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秬又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
但经此一事，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斥自己一生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事过两月后，那位余成仁同学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1906年7月16日， 今日暑假谒圣后，学生皆出校矣，忽见一牌示谓‘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 云云。盖昨日事之结果也。成仁往询其‘自命太高’之语何所见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则作为我恭维汝之语可也’云云。”
胡适日记对这件事语焉不详，十来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记”也结束了。25年后，胡适作自传《四十自述》，中间有段写道：“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位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是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
那个被开除的余成仁，是胡适当时“最相契”的六位同学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写到白振民，并无指责之言，倒不乏赞扬之语，比如他写道：“澄衷……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对于白振民记他大过，他也不说公与不公，而这样写：“我……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只是“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胡适笔下这样宽容，固然可以理解为事过境迁、心平气和了。
但当时“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的结果是，胡适一怒离开了澄衷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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