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理想，虽因台湾割让日本而未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近代中国边疆的开发史上，其事迹足以名垂青史。
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
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很美好的情爱和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胡适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
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记忆是：“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如胡适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胡适的母亲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
因为丈夫的逝去，年仅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的主母。
冯顺弟仁慈而质朴，为主持好一大家子，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宁愿个人受些委屈，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婆媳关系历来难处，何况是年纪轻轻的婆。胡适大嫂二嫂都生的是儿子，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话来刺激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总是装着听不见、忍辱负重，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却不接受人格侮辱。
胡适的五叔是个游手好闲之徒，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不知怎么的，此话传到胡适母亲耳中。她气得大哭，请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她给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这一切胡适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上留有母亲品格的烙印。胡适后来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童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无以替代的影响。
冯顺弟对胡适既是慈母兼严父，又是恩师兼严师。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严厉目光，就吓住。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胡适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母亲妹子玉英姨母在胡适家住，她怕胡适冷，拿了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
胡适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意即老子已经死了或不在身边。有可能来源于胡适的两个嫂子说的风凉话。）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胡适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
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胡适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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