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母冯顺弟，以身成就了父母盖起大瓦房的梦想。
对于相爱的人们，年龄相仿固然十分重要，但年龄毕竟不是横在爱人之间的万里长城。老夫少妻未必没有真爱，当然，就算有对冯顺弟来说也是很短暂的。从23岁开始守寡到终了，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冯顺弟是不幸的，可又是幸运的，因为她有胡适这个儿子，即便不像孟子的母亲孟母那样名垂青史，但也毕竟非比寻常。要知道，和她同时代的中国妇女，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王姓的女方嫁给李姓的男方，女人的名字就是李王氏，书本中则一般都是被称为王氏。
或许把自己的所有情与爱，所有的向往和追求都寄托于儿子身上，冯顺弟尽管出身农村，不怎么识文断字，但对唯一儿子胡适的悉心教育成为了佳话。
胡适3岁前，母亲就让他认方块字，学前已经认有一千多字。
胡适5岁回到安徽家乡的时候，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送他到私塾里念书。
当时塾师的教法很简单，就是令学生死记硬背。冯顺弟的过人之处，在于她要求儿子读书而必求甚解。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别的小孩学费只有2元，母亲渴望他多读书，故学费额外多交。第一年就送6元，以后每一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12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孩子更扎实。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胡适每读一个字，必得弄懂一个字的意思；每读书中的一句话，必懂那句话的含义。
冯顺弟的这种教学方法，打牢了胡适的国学基础，并为以后的学业成就铺平了道路。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培养了胡适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什么事都不盲从，都要问个为什么，肯定的说，独立思考是每个在做学问道路上有所成就之人必备的素质。
多年后，冯顺弟得知邻人宋焕家中有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听说宋家减价到80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对此胡适感慨道：“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 冯顺弟或许很难知道，她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
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冯顺弟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由于年纪太小，胡适对父亲的记忆很有限，但因母亲的耳提面命，他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着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这为后话。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
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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