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培的以上演讲中，他开宗明义，提出一所大学首先要明确它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作为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学习，而不应该片面地注重分数的高低。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需的。同时，作为学校之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
此后的1917—1923年，被认为是蔡元培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由此无可争议地被奉为全国学界的领袖。
哪个新上任的校长不说些激昂话，蔡元培的讲演虽然很令北大的师生耳目一新，虽然在讲演现场，大家也确实亢奋过一阵子，但一次讲演毕竟只是一次讲演，热情总会消退，亢奋总会平复。
在大家想来，学校还能怎么样，还不是江山依旧吗？所谓生活还得继续。也就是说，对于新上任校长的就职演说，大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很快发生的一件事，让大家不能不对新来的校长刮目相看。
开学典礼没几天，学校大门口的告示牌出了个通知：“以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
过去，学生有事找校长，要恭恭敬敬的写呈文，校长有批示，公诸告示牌上。呈文和公函可不是文字游戏，这里边的差别可是大了去了。
呈文是下对上，是学生对高高在上的校长的顶礼膜拜。公函是表示，双方是平等的。自由、平等，博爱，受过民主熏陶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位新校长可不仅是你给他行礼，便客客气气还礼那么简单。他真的是在奉行人人平等，那怕是学生和校长。
呈文和公函的另一个不同是：呈文可以无视，可以不理睬，校长愿意答复便答复，不愿意答复就石沉大海。所谓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校长不愿意，谁也没办法。公函可就不一样了，是必须有答复的。
人是需要被尊重的，被尊重的感觉当然不一样。毫无疑问，只有在受尊重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出独立人格的人。
一个呈文和公函，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实在不算什么，而在当时的北大校园，引出的巨大反响，自然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是，比起新来的校长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呈文和公函这等事还真是小事一桩。
蔡元培所采取的这一重大举措就是民主治校。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大学的校务由校长、学监等少数人对学校的独裁统治。
具体作法就是设立了“北大评议会”，以之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负责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法令，以及学科的废立，学校的预算、决算等。
这个“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校长和各专业学科的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其余评议员则由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各推举两名教授担任。评议员的任期为一年，期满后即进行下届选举，连选可以连任。从1919年底之后，评议员的产生则改为按名额分配，即每5名教授中可投票选出一个评议员。
北大的第一届评议员有：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文本科教授代表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教授代表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教授代表秦汾、俞同奎，理预科教授代表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教授代表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教授代表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教授代表孙瑞林、陈世璋。
前边说过，蔡元培在主持爱国学社时，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这里实行的民主治校制度，固然是蔡元培的这种办校思想的继续，只不过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升华和进入更高层次。是他把从国外，学到的民主制度下的学校管理在付诸实践。
看过本书的第一卷后，不知大家感觉到没，慈禧应该是一直到死，都没能够搞明白立宪是怎么回事？如果她知道是在为她死守的专制制度在掘墓，恐怕她无论如何不会搞立宪和那些新政的。而同样，袁世凯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到死都没能搞清楚民主和共和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用一种好的专制去代替那不好的专制，是用一个好的皇帝去取代不好的无能的皇帝。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呼吁袁世凯恢复帝制。
民主的美妙之一在于其能够集中众人智慧。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就算是天才，其能力和知识也必然是有限的。一个好的领导者绝不是自以为是的人，而是一个善于倾听和集中大家意见和智慧的人。中国有一句老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一个人如果总是把自已神化，把自已视为天才，总是说自己有多伟大，其实是最愚蠢的。即使不是阴谋家和野心家，也一定是个政治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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