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所谓洪宪六君子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着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绪二年严复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着。
他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
先后译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
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
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其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
他曾说： “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
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
这是个真性情人，当袁世凯倒霉时，别人对袁世凯都是避之不及，他却敢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
民国成立后严复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
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组织筹安会，杨度主动去找严复，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
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严复冷冷地答： “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
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
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
李燮和（1873年—1927年），字柱中，号铁仙，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
李为光复会元老。一九零零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李燮和首先加入了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并约集同志者创建了一个“黄汉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黄汉会”意即反对满清，恢复黄帝和汉族的荣耀。
李燮和参与了华兴会的一系列反清活动，曾与谭人凤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
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正式拉开了恢复帝制的序幕。
紧接着，杨度的筹安会登台表演了。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全文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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