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女将军宣抚使司掌印女官秦氏上本自募领手下兵三千赴辽讨贼，兵部奖谕其弟秦明屛、其子马祥麟并格外加衘，激劝忠勇云。闻秦氏能使五百斤大刀，其子祥麟，年今十六岁。
其中黄中允的“年可三十五六许”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毕竟黄中允是亲眼见过秦良玉的，可信度很大。如果秦良玉是1574年生人，那么这个时候大概是四十五六岁，不但与黄的记载相悖，而且三十二岁左右才生育独子马祥麟，也不太合理。此外，明廷对于土司管理很严格，对土司应袭人员的档案管理很严密，三年一造册。既然转述于明廷官员之口，那么作为石砫土司应袭舍人的马祥麟的年龄应该也是可信的。
是以秦良玉的生年应为1584年，即万历十二年，而非1574年。
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趁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去职，巡抚袁应泰举措失当的机会，于是年三月进攻沈阳，秦良玉及其兄弟秦民屏、秦邦屏所率的4000四川白杆兵和3000浙江戚家军组成的援辽大军在总兵童仲揆等人率领下，推进到浑河，欲与沈阳城内的明军对后金军进行夹击。
《明史》载秦良玉部历经沙场，战无不胜，“驭下严峻”，所部号称白杆兵，“素为远近所惮”。时秦良玉派遣其兄秦邦屏统领此劲旅赴辽，这支川兵皆强悍能战，装备川东少数民族特有的利剑大刀和锋利的长柄竹矛，身披铁甲外又再套一层厚棉，刀、箭不入，军容壮整，意气昂然。
沈阳城仅一天就被后金攻破，听到城破的消息后，统帅陈策下令撤退，川军诸将激动地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明兵分为两营，周敦吉与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佥书秦邦屏先渡浑河，在桥北立营；童仲揆、陈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明世统浙兵三千在桥南立营，七千明军和一万以上的后金军在浑河边上展开一场硬碰硬的血战。
努尔哈赤指挥八旗骁骑对明军冲锋攻击，数冲不胜。白杆兵虽人数少于八旗，却都殊不畏死，战阵严整，使用的又是上带长刃下配有铁环的奇怪兵器，殊异平时明军，使八旗军极不习惯，打头的精锐红巴甲喇军经恶战被击败，当即退却下来，八旗军上下震惊！
骑兵不敌，努尔哈赤急以“后军往助”（《清太祖实录》卷7），川兵也不畏生死寸土不让，据《全边略记》和《山中闻见录》的记载，白杆兵连续击退八旗强劲的步骑猛攻，挟着攻占沈阳之胜利余威的八旗劲旅，竟在四川步兵抗击下“死于枪弩者数千人”，后继骑兵也被打得“纷纷坠马”，后金军参领西佛先、佐领席尔泰、格朗也阵亡了。
努尔哈赤对白杆兵没有办法，冷兵器无法取胜，他便想到了热兵器，由其女婿、投降后金的明将李永芳找到被俘的明军炮手，亲自解开捆绑，人赏千金，调用大炮来攻击川军。白杆兵的长枪阵在大炮面前被撕裂，阵地里血肉横飞，经过激烈交锋，川军几乎全部牺牲，周敦吉、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力战而死，周世禄从西北逸出，邓起龙、袁见龙夺桥西奔，带领残军俱走入浙营，继续坚持作战。
浙江来的三千戚家兵布阵于浑河五里之外，列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秫秸为栅，外涂泥巴。后金兵消灭江北川兵，迅速渡河将浙兵包围数匝，努尔哈赤深感川兵之劲厉，再三告诫刚刚惨胜的八旗兵“勿轻敌”，并故意强调“仲癸所将皆川兵”以警醒部下。
明总兵陈策、童仲揆、张明世、戚金等将领沉着应战，积极布阵，誓与后金兵决一死战。明军以火器射击，杀伤相枕，火药用尽，两军便开始短兵相接，战斗极为激烈，双方战至夜幕降临，一度胜负未分。但后金增援部队加入，明军浙营溃败，陈策战死，后金兵万矢齐发，童仲揆与戚金、张名世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战死。后金前后损失雅巴海、布哈、孙扎钦、巴彦、雅木布里、席尔泰、郎格、敦布达哈、木布、禄汪格等战将。
后来清人魏源也感慨浑河之战曰：“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而明朝方面的《明熹宗实录》称之为“凛凛有生气”，“时咸壮之”，尤其是秦良玉所派川东土司兵面对数倍强敌的壮烈表现，极其令人敬仰。后来的兵部尚书张鹤鸣曾经评说此战：“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柱、酉阳二土司功。”
这场惊天动地之战，也引起当时朝鲜人的极大关注，时任满浦佥使的郑忠信向李朝报告说：“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野战之壮莫如黑山（即浑河）。”《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也赞道：“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
而根据后金自己的史书，八旗所部在此一战确实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伤亡惨重，尤其是红甲喇军、白旗军甚至连努尔哈赤最精锐的黄旗军都曾在坚强的川军面前败下阵来，八旗军多名将领甚至在激战中被明军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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