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袁世凯在称帝，搞善后大借款的时候都说，‘埋头建设，十年之后再相见。’
1922年，距离袁世凯称帝失败才过去六年。突然间，东北政府主席何锐告知中国各界，东北军对日本开战了。至于开战理由，还是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想到的原因，‘10月6日，东北军士兵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前走失。东北军要求日本关东军在10月7日上午9时放下武器，接受东北军进入关东军司令部搜查。遭到日本关东军拒绝。故，东北军于10月7日9时01分开始，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
便是些想认真讨论的人，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讨论起。
便是如此，该讨论的还是要讨论。就如在京城，北大的教授中国小说史的周树人，就和同校的一些老师在北大的一间教师办公室内坐着，北大教师们都在讨论着何锐。而周树人则拿着一本‘地缘政治初解’的汉语版翻看着。
周树人并不太想继续加入讨论何锐的事情，却也不想回住处。他现在与母亲和弟弟与弟媳一起居住。周树人的弟媳是日本人，是他的弟弟在日本留学时候娶的老婆。现在弟媳整个人都懵了，非常担心会不会被抓起来。
而周树人的弟弟也有些担心。自从张锡銮出任陆军总长的消息被正式宣布，所有对上层有了解的人就明白了北洋政府的态度。
张锡銮是什么人？前任关外大帅，镇安上将。在关外，认了张锡銮当干爹的人数量并不算少，而想认张锡銮当干爹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何锐抵达东北不到一年时间里，不仅全力栽培何锐，更把东北让给了何锐，成就了何锐今日的名头。
张锡銮上台之后，又在报纸上专门发了‘就职感想’。北洋高层上任后，真正被关注的是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张锡銮已经79岁，手里无兵无枪，谁都知道他是被特别的原因推到陆军总长这个以往大多由国务总理兼任的职务之上。
而各个大报纸又都转载了这份‘就职感想’。通篇，无一字提及日本与何锐之间爆发的战争，甚至不提何锐的名字与日本，仿佛这件事完全不存在一样。张锡銮只是表示，政府是为了国民幸福安全而存在，也会竭尽一切力量维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幸福安全。
这云山雾罩的话在周树人读来，就是北洋政府对何锐的支持。
而北大教授讲师们谈起何锐，不少也只是对对军事做些模棱两可的判断。或者继续之前对何锐的评价，然后加上何锐突然发动战争的一些新评价。
周树人对何锐的看法很保守，因为周树人不是太能看得懂何锐数年来的所作所为。说何锐保守，何锐搞的土地改革，在东北将地主士绅一扫而空，而且对地主士绅们的存在意义进行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可是非常不客气的，引发了关内地主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对与厌恶。
说何锐激进，何锐对于农村以及城市发展，提出了‘先促进小商品经济发展，以活跃经济。为创造更大的市场经济运行创造条件。’
这样的发言就回到了穷困的平民身上，引发了文人中主张‘实业救国’理念的一派人的嘲讽。这帮文人认为，何锐把力量放在穷人身上，穷人有钱么？没有钱搞什么市场经济？这不就是收买人心么？
当时以范旭东为代表的企业家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他们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
当知识分子、企业家尝试“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时，周树人正试图用手中的笔唤醒国人。
1919年初，38岁的手术人发表了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的牺牲，这一年，周树人也在忙着搬家，从老家绍兴搬到了北京。
周树人发现，何锐的政策看似符合了不少‘理念’，却又遭到了持这些理念的文人的反对。
在文人们继续评论以及反对何锐的时候，周树人倒是第一次对何锐的思想起了兴趣。就拿了何锐的着作开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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