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左传》里的话，见于成公十三年，出自刘康公的一段说辞。
事情的起因是晋侯要攻打秦国，派特使郤锜向鲁成公借兵，但这位郤锜在行事的过程中，不够恭敬有礼，因此遭到孟献子的非议。
孟献子是鲁成公的高级副手，遇有朝拜周王等重要事宜，每与之同行。
孟献子批评郤锜说：“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这话等于说郤氏的失礼不敬有负君命，无异于自己找死。
因为在孟氏看来，礼的重要相当于人的躯干，而敬则是人的立身之地，失礼不敬将导致无以立足。
何况这位特使郤锜是晋景公的上卿之子，现在又作景公的儿子晋厉公的上卿，是为“嗣卿”，地位不可谓不显要，越是地位显要的官员如果行事不敬，后果越发严重。
而当同年三月，鲁成公与晋侯朝拜周简王，会同刘康公、成肃公准备一起伐秦的时候，成肃公在社庙接受祭品，也发生了失礼不敬的行为，这引起了刘康公的强烈不满，大发议论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这段议论的名句便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即祭祀活动，在这个时代是为祭礼，仪式庄严而隆重。
“戎”则是军事行动，对一国而言，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战略举措。
两者同为“国之大事”，因此一旦涉此二事，必须严谨如仪，慎之又慎。
具体说，起码要守住“敬”这个礼仪环节，因此刘康公对成肃公的批评，以及前面提到的孟献子对郤锜的指斥，都是把“敬”提到“礼”与“不礼”的原则高度。
出征时，“受脤”是“神之大节”，不敬的行为既不符合戎典，又有悖于祭礼，“祀与戎”两件大事，都因这位成肃公的不敬而遭到了破坏。
事实上，《左传》里有不少战例，都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失礼不敬，而构成兵戎相见的导火索。
例如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同年九月：“入杞，讨不敬也。”宣公十二年，潘党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定公六年，范献子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
由此可见作为“国之大事”的“祀与戎”，不仅“祀”的时候直接与敬相关，“戎”也常常关乎是否有敬存焉。
国与国之间交往中的失敬，极易导致交恶，甚至走到极端，犹不思转圜，忍无可忍，便只好兵戎相见，是为大不敬也。《礼记·曲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则“敬”为“安定辞”，小则可令一个人身心安适，中则可使家庭和睦，大则可以安国安民，岂虚言哉，岂虚言哉！
“祭祀者谁？”
“先秦之时，有李冰父子建设江堰，灌溉蜀中良田，后人纪念之，在各地建有二郎庙，多有神异，原本绵竹城外就有二郎庙，只是因为攻战讨伐，因此破落，不如重建之。”李洹说着。
二郎神是可是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神祗，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源流演变中，产生了不同的二郎神，如李冰次子、赵昱、杨戬等，杨伊知道后世的许多专家对其做过详细的考证。
二郎神的演变，最初只是在民间流传，蜀地敬仰之，后世流传的曲目《教坊记》中就有“二郎神”的曲名，这就说明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名为二郎神的神祗流传天下了。
再往后，到了两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四“东都随朝祠”中载：“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祠祀”的“二郎祠”条中载：“在官巷，绍兴元年立，旧志云，东京有祠，即清源真君。”这就是说，到了两宋时期，就有了二郎神即清源真君的说法。
要说二郎神究竟是谁，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说法，在数百年之后的唐代，二郎神信仰的缘起则与唐代的毗沙门天王的第二子独健有关，在唐时期，毗沙门天王信仰大行于世，其次子独健也受到人们的尊崇。
其实更早成书的《水经注》中曾引《风俗通义》中记载了李冰和水神战斗的故事，但也未出现李冰次子。
关于李冰次子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宋代《宋会要郎君祠》，这是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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