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这场战争结束刘承宗的嫡系部队有许多人需要提拔，军队至少要编出七个营，跟敌人统一战线是一方面，但弄清楚谁是自己的基本盘更重要。
他不可能给黄胜宵提个营参将，让他到降将贺虎臣麾下当部将。
让被打败的总兵官当营副将，也不算低。
见过两个投降的总兵官，大营吃过饭、降兵管事们征用了北山台地上的地主大院，把双方阵亡将士尸首埋了，整个河谷在白天陷入沉寂。
都是一宿没睡的人，全部都累坏了。
只有少数几名军官还因胜利维持着兴奋状态，刘承宗倒不全是因为兴奋，他先把得胜的消息派人告诉北路仍在啃山堡的兄长，还顺便给王性善写了封信，希望能把甘肃军劝降。
就算不能劝降，劝退也行。
他的军队今天动不了，只能等明天再派遣援军北上包抄。
除此之外，驱使他不睡觉的最大的动力，就是亏……如今河湟东西的降军每天要吃掉他上万斤兵粮，这都是经过加工的兵粮，换算为原粮，至少每天二百多石。
如此巨量的成本，他必须得让这些动起来，给他干活儿、给他出力。
人所拥有的东西越少，越抠门儿。
在这场战役刚开始时，其实刘承宗并不理智，他只是别无他法的意识到这是介入河湟的好机会，从那时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赢。
但直到今天上午，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赢得这场战役，脑子里的理智就都回来了。
开始计较成本、盘算余粮，自然而然，变得非常小气。
不仅仅认为养着降兵每天的成本极为高昂，就连南山里被钟豹编成六十多个百户部的三万两千百姓，也让刘承宗觉得非常亏本儿。
安静下来的河湟谷地，让刘狮子的头脑越发清晰。
也叫他在做出下一步部署计划的同时，考虑此次战役得失。
刘承宗在帅帐的桌案上写下对官军的印象，六个特点，分别是主将决心不足、军官职权不够、士兵意志薄弱、补给粮草短缺、装备水平较差、战争准备不足。
当战役结束，通过蜂尾针那样的俘虏，刘承宗逐渐复盘战役过程，对五镇联军进退失据的缘故越发清晰。
所谓的五镇总兵，在战役里别说协同作战了，单单中路三个总兵，就连统率协调都做不到，充其量是三个在河湟谷地同时行军的参将。
在前线猛将的层面，几个总兵都干得挺好，但远称不上大帅。
一个战术制定下来，有的想干、有的不想干、有的想干不敢干，完成使命时便瞻前顾后，西进不能坚定西进的决心、东撤没有东撤的果断。
没有准备没有情报，就只有一腔血勇，像对付普通流贼一样，只问敌人在哪、甚至不问敌人有多少，就直接扑了上来，然后稍稍受挫，就迷了心智、乱了阵脚。
这样的将领想要成事，需要庞大国力来运营支撑。
而真正讽刺的是，刘承宗也在这个水平线上，唯独在关西的地界上，刘承宗的元帅府比大明的国力强。
在战争准备上，地少人贫的元帅府从进驻西宁就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
在钱粮辎重上，元帅府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用作战争。
在军事训练上，刘承宗的士兵没挨过一天饿。
刘承宗甚至已经对五镇总兵把仗打成这样，有了自己的猜测，答案就在王承恩、贺虎臣等人的官职上。
就在他们官职的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上面。
五军都督府不仅仅是五大战区，也是对地方军的管理、指挥机构，过去王承恩、贺虎臣这种人的工作岗位应该是都督府，平时管理地方军，遇到战事被朝廷选为总兵官才有领兵权，率军出战。
他们的关注点在精进军务、管理卫军，等到打仗是从一整个都督府调集军队，来了就能战。
如今都督府没了，这些人也不在兵部任职，全靠一个巡抚或总督，自己掌管地方需要兵部允许的程序问题，但这打仗的事不搀和就只是个人形印章，搀和了又未必懂军事。
各路总兵都是靠自己带的军队能打当上的总兵官，他们不需要再像从前大都督一样考虑整个都督府的卫军能力，只需要带一个非常能打的营就行了。
几路总兵都挺能打，凑到一起谁也不服谁、谁也不听谁，你是左都督有啥用，我再打一场仗我也是左都督，都是总兵官，你凭啥命令我？
延绥镇军被突破，固原军和宁夏军没有回援，说到底尤世禄不是总督，如果总督要在后面快被杀了，他俩说啥也会带兵回去完成反包围。
完整的指挥、训练、选拔、屯田、征战的军事系统，变成如今这种参将大乱斗，谁是最能打的参将很重要，但统帅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能力不重要了。
如今的总兵官都是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专项人才，理想状态不是关羽岳飞，而是曹文诏。
刘承宗之所以要分析，不是要在战役结束后给明军鞭尸，而是脱胎于明军系统的元帅府，同样也有这毛病，而且他走到了这个关卡——元帅府最高官职目前是副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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