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田重高城头督战，高师盛也没有闲着。
正在营帐之内，仔细观阅小岩通兄弟以及城中诸多安云郡豪族，通过户隐忍者暗地里送来的输诚信。
这些文书送来的时间，有前有后，或者恭维奉承，或者谄媚乞降，愿意作为攻城时的内应。但有一点相同，就是都没有留下任何代表家名苗字的花押状，且对城中守备虚实，决口不提，众口一致的推说都由绍田重高部负责，自己等人委实不知。
显然这些狡狯的豪族，即便是已经有开城投降的打算，也不会留下任何把柄给人利用，这种谨慎是很有必要的。
绍田重高并非不由知道，这群安云郡豪族心怀鬼胎，可只要一天没有拿到证据，或者说所谓的证据没有公布於众，他们没有正式举旗作乱，为了保住城砦就要强自忍耐，继续和他们虚与委蛇下去，多撑一天也是好的，说不定就能拖到今川军撤兵。
如果高师盛命人拿着带有花押状的寝反文书，到城下公之于众，无论是绍田重高还是小岩通盛规等豪族，为了自身的安危，只得撕破最后一丝脸面，立刻刀兵相见，先在城内火并一场。
这种场面，是城中上到豪族武士、下到寻常百姓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城内火并时，今川军必然会趁势进攻，空虚混乱的千国寺城绝对守不住，待到城砦陷落，高师盛先前的种种许诺还作不作数，着实难说的很。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声势浩大的仁科一揆复兴军，基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虽然在平叛过程中，北信浓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丁口、宿町的折损和毁坏，但至少这些损失对于近领有合计近百万石的武田家来说，还都在承受范围之内。
甚至借着平叛威名，大肆清洗信浓国中摇摆不定，抗拒武田氏家臣化的国人众，进一步加强一元化的程度，就连木曾家这种地处险要谷地，又有着很大独立性地豪族也被迫接受有限度的检地。
造成这种崩坏局面的，正是北信豪族、国人众目光短浅和无知。一度妄图借助武田和长尾两家在川中岛的争夺，继续如信浓四大将时期那样，保持住自家的宛行地的‘不输不入’之权。
以至于武田信玄颁布的分国法《甲州诸法度》，多次受到公然违抗，最直白的例子，武田信玄规定所有黔首百姓、小商贩除了征收年贡、普请劳役之外，一律免除额外的段钱、段米、栋别钱、地子钱为首的多余赋税，却屡屡遭到阴奉阳违。
许多豪族，甚至沆瀣一气，不惜动用武力拒绝武田家代官、奉行进入宛行领内检地。
甲斐猛虎的惩戒来的更加猛烈，武田信玄效仿今川家的法度，裁撤多余关所，鼓励商队进入甲信两州展开贸易，同时限制豪族、寺庙私放债贷。
川中岛合战期间，屡次借用《甲州诸法度》巧立名目，对盘剥信浓的各家寺院、座商，加征矢作钱、兵粮米等军税，来大大缓解了川中岛对峙带来的财政压力。
在和议之后，没有跟北信浓豪族商议的情况下，突然发布德政令，打得这些损失惨重的北信浓豪族一个措手不及，牺牲这些不停调遣的国人众利益，来缓和百姓对武田家的敌视。
如屋代家这些主动家臣化的豪族，都在合战结束后以赏赐功劳的名义，得到了大笔钱粮当做补偿，而原先抗拒检地的豪族，除了一份‘染血的感状’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些手段，无疑令得许多豪族损失惨重，更使得借助关所哨卡，开垦新名田的范围，大为缩减。
农民和町人或许愚昧无知，但说起钱财来，他们总是会变得格外精明，於是名主堵在村口，各种各样的威逼利诱，苦苦哀求佃农还钱的诡异场面，如同罗生门一样不停在安云、筑摩、更及、埴科、小县五郡轮回上演。
在这一连串的无差别的打击下，许多小豪族和地侍再也无力沉重的军役和对郎党的赏恤，最终只能宣布家中破产，将宛行名田低价出让给武田家的代官，换取钱财来偿还拖欠军役众的钱粮。
被武田家‘合法’收走田，导致彻底一无所有的野武士们，随后频繁掀起各类一揆，向武田家展开复仇，或是干脆聚集一处化身恶党，从事山伏这项很有钱途的工作。
前者多投身进仁科复兴军里面，寄希望于长尾景虎这位‘越后义将’的援救，但是承诺鼎立相助的越后军，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见；而后者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跑到了高师盛的麾下，同前者展开殊死搏杀。
如果说武田信玄不是早有图谋，故意想尽办法让信浓的豪族倾家荡产，最终煽动一揆众铤而走险，从侧面加快对信浓的一元化程度的话，说出去恐怕没人会相信。
但面对武田、今川两军犁庭扫穴的攻势下，城内的豪族想要苟全性命，唯有再度屈辱的乞降，可要说他们真的相信高师盛看似随意的许诺，就举兵献城，倒还不至于。
虽然被困在城内的北信豪族，争先恐后地向敌军输诚，但双方确实没有多少相互信任的基础，比起轻易乞降，继续垂死挣扎一段时日来观望风色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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