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薛万彻就领了圣旨来到了惠州。
惠州的喝兵血的行为十分严重，暗中调查一番，发现整个军队无一例外的都有克扣军饷，吃空饷，喝兵血的习惯。
皇帝不差饿兵，军无粮则散，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多年的带兵经验。
然而在惠州李佑-喝兵血那绝对是正常的，公开的秘密。
不知道有多少，但军中的克扣和吃空饷就是最大的秘密。
这也是军队的顽疾。
有空饷就代表士兵的实际人数和兵籍册上的人数是不相符的。
比如北宋禁军，听说三千敌军来袭，便点出五千兵马
可上了战场，却发现五千兵马是兵籍册上的数量，实际只有三千多士兵，再去掉其中老弱病残的，就只剩下不到二千。那还打什么战？
对于吃空饷，历史上记载颇多，比如袁崇焕检阅大帅毛文龙的军队。
他想杀毛文龙，找不到理由。
所以这才开始调查。
发现士兵只有四万七，其中不少还是民众假冒的，真正的士兵不到二万，兵籍却报了十万，多吃了大部分的空饷。
袁崇焕也因此为名义杀了大帅毛文龙。
按照史书记载，毛文龙在被袁崇焕诛杀之前，因为“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可见其部队“吃空饷”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明末军队“吃空饷”之害，仅此就可见一斑。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乱象，原因还是在于李佑把军队搞成了募兵制。
相比府兵制，募兵制士兵专门从事战斗，农民专门从事农业，这样不但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农业生产也不会受到影响。
但募兵制也是有弊病的。比如将军长期带领士兵训练与战斗，容易出现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以及吃空饷的现象。
对于募兵制来说，士兵和将军都是职业军人，朝廷是要发俸禄的。
如果俸禄满足不了军队的开销，吃空饷的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甚至武将集团联合起来集体吃空饷、克扣军饷来分配利益。
唐代宗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形容当时军队“吃空饷”的乱象时说：天下各地统兵之将，无不捏浮报军籍以冒领粮饷，按实核计，真正实存的兵数不到十之六七，如果出现战死、逃亡情况，则十年之内实际兵数又将减少十之二三。
全国军队“有籍无人”的比例竟然已达到了一半以上，足见其时“吃空饷”问题之严重。
不仅如此，即使实际在籍的兵员中，还存在很多隐形“吃空饷”的现象，不少士卒不过是按时应卯，平时却各有营生，甚至有士卒终日市场摆摊做小买卖。
延至宋代，军队“吃空饷”的现象更是激增。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记载，北宋开国之初军队“吃空饷”的问题就已经极为严重。
例如，宋仁宗时期的中央禁军，按照正常编制，应该是以马军四百、步军五百为一指挥，但是“额存而兵阙”、不满编的情况比比皆是，大多数指挥仅有马军数十骑、步军也不过二百余，虚报兵额超过半数。一直困扰北宋始终的“三冗”之弊中，因“吃空饷”而起的就有“冗兵”、“冗费”两项，三占其二。
“吃空饷”泛滥，军队虚空，最终也导致了北宋国防虚弱不堪。
明清时期，军队“吃空饷”现象可谓花样翻新、变本加厉。本来，明朝肇建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宋代募兵制造成的“冗费”、“冗兵”之害，回头改行“兵农合一”的“军户”制度，被划为“军户”之家能分到一块土地，战时出征，平时务农，并不从朝廷支取粮饷，因此也一度杜绝了“吃空饷”的可能。但是，这种不分良莠、强制限定军籍的军户制度，时间一久不可避免地会走上僵化、衰落之路。由于军户兵弱不堪用，明代后期又重行募兵制，“吃空饷”的历史老问题也就如影随形地出现，到了明代末期已相较之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入关之后，军队编制有八旗与绿营之分，两者差别很大，但都普遍存在有“吃空饷”的严重问题。
八旗军属于职业兵，旗人除了当兵吃粮之外被禁止从事其他各业，因此未当兵的旗人实际上可以合法地“吃空饷”。
乾隆皇帝曾一度核查云南绿营驻军粮饷情况，结果发现绿营上下“吃空饷”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如开化镇额定驻军应该有一百八十五人，但实际兵丁数仅七十一人，有一百一十四人是在“吃空饷”。
有营官甚至将自己不满十岁的亲属编入册籍支领钱粮。而且还出现了军队里的空饷名额不仅可花钱贿买，还可以父子相传，并且美其名曰“荫粮”、“荫德”，“吃空饷”俨然已经走向了公开化、合法化。
所以吃空响这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
所以薛万彻在军营内仅仅待了两天时间，就将惠州的吃空响情况摸清楚了。
惠州军队的校尉叫刘武龙，手底下应该有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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