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们开始勘察建筑的每个角落。
在蔡廷祥、梁思成夫妇的具体指导、参与下，考察团开始考察，他们从斗拱、梁枋到平暗、石雕柱础一一斟酌、比对，认为俱都显示出晚唐的建筑风格。
梁思成说，最让他震惊的是屋顶梁架的做法，这样的梁架只在唐代壁画中有过描绘，而在多年的考察历程中，他从未见过。
蒙着面罩，在厚厚的积尘上，柯岩他们借助手电筒的微光开始测绘、拍摄。
几千只蝙蝠一齐扑扇着翅膀，驱逐着这些不速之客，顶棚积了千年的浮土纷纷落下，横梁上陈列着蝙蝠干瘪的尸体，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黑暗中，数以万计的臭虫从横木中探头张望，钻进他们的衣襟。
几个小时后，到檐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他们才发现遭到了臭虫叮咬，还有无数只臭虫已经钻进睡袋和笔记本里。
有大量的蛛丝马迹显示着这应该是一座唐代建筑，但他们仍然期望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第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了淡淡的墨迹，它被尘土覆盖，又被后世涂抹的淡赭色涂层遮蔽，难以辨识。
她在空中努力变换着身形，试图分辨梁上记录的官职和人名，终于，她发现了这样一行字：“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她猛地想起曾在殿外的石经幢上看到过一些关于官职的记录，决定重新读一读经幢上的文字。
“小柯，你去殿外看一看石经幢，上面是否有一行字。”林徽因在架上对柯岩喊道。
“好嘞！”柯岩愉快地答应着。
一会儿，柯岩果真跑来对林徽因喊道：“林老师，石经幢上果真有一行字。”
林徽因赶紧从架上下来。
在经幢上，她发现了一行相仿的字——“女弟佛殿主宁公遇”。
经幢是唐朝大中十一年立的，那一年是公元857年。
佛光寺的真实历史，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直到此刻，他们这才领悟到，那尊坐在角落里的世俗女子像，并不是武则天，而是宁公遇。
把供养人安置在佛像下的角落，在敦煌壁画中也屡见不鲜。
虽然佛光寺已是晚唐风格，并且梁思成根据其规模断言，在晚唐它也并不是一流的寺庙，但它毕竟给他的想象画出了一个全貌：“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他尤为兴奋地感叹，佛光寺云集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和建筑于一体。
“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更属海内无双”。
他从来不吝于用最华美庄严的字句来描述他发现的建筑——他心中的建筑。
其实，关于佛光寺的考察，十二年前，关野贞①曾经见过佛光寺的照片。
当时，关野贞和常盘大定一起辑录《支那佛教史迹》，收录了日本僧人小野玄妙和太原美丽兴照相馆为佛光寺拍摄的九张照片。
可惜，他们关注的是大殿里的三尊佛像，认为它们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却对建筑几乎视而不见，并且断言，“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
最终，是田野考察（即考察团的考察）澄清了历史的真相。
考察团一行拊掌欢呼，忘了连日来的劳顿与疲惫。
他们只看见，一千年后的夕阳残照，如约倾覆在这座被遗忘的建筑上。
它来自遥远的盛世大唐，而它所象征的繁华喧嚣，原本就敌不过光阴积下的一粒微尘。
这次考察，对于穿越过来的柯岩也是一种震撼。他本是学历史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厚重历史文化，无不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
然而，这些厚重历史文化的积淀，离不开历代的发掘和再现，离不开像蔡廷祥、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大师们辛勤汗水的付出。
考察间隙中，柯岩以日记的形式向柳曼讲述了他在这一段时期内的生活及感受。
某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清晨，阳光透过树隙投射在大殿铁灰色的屋脊上，发出圣洁的光芒。林徽因老师坐上吊架。当吊架升至屋脊的时候，她辗转着身子，终于在梁下发现了一行字。而这行字与殿外石径幢上的一行字共同印证了一个伟大的事实：这是一千多年前晚唐时的建筑。”
他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却没有想到，柳曼正带领卧龙山的弟兄们作了一次大胆的远程奔袭，将杨彪弹药库的弹药掳走十之六七。
而这一晚，也是国军史团完成对卧龙山包围的时候。
第二天天明，史团对卧龙山正式展开进攻。史团的三个步兵营，一个特务营，一个炮兵连全体上阵。
这是史保国团长的打法，这叫“四面楚歌”，目的是让卧龙山的土匪无处遁逃。
果然是出奇的顺利，国军部队没遇着丁点抵抗，就会师卧龙寺。
然而，卧龙山是一座空山，卧龙寺是一座空寺。那些所谓的土匪不知上天了，还是遁地了，反正连一个影子都没看见。
史保国团长大失所望，原本想大大地赢一把，却不料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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