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在古代已经早早就形成了一个产业，一门很赚钱的生意。
这一门生意的背后，是产业链完备、分工明确、利润丰厚的暴利行业。
先说一个细节，明朝抄家，圣旨一到，官兵封门。
你以为进去的是锦衣卫？
不止。
还有户部的人、地方官、书吏、衙役、搬夫，甚至还有当铺掌柜和估衣贩子，早早就等在街角了。
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
抄家。
但抄家不是搬东西那么简单。
一座宅子，上上下下几百间房，绸缎、字画、古玩、家具、金银、田契、奴仆，要登记、估价、造册、运输、入库。
谁能保证经手的人不拿？
没人能保证。
事实上，所有人都拿。
这不是偷。
在当时的官场生态里，这是“辛苦钱”。
抄家是个累活，动辄几天几夜不合眼，吃住都在封锁的宅子里。
上头默许底下人沾点油水，只要别太过分，别让御史抓到把柄。
这等于是一种变相补贴。
抄出来的东西去哪了？
一部分充入国库，一部分变卖折现。
变卖这个环节，学问就大了。
官府把抄没的房产、田地、家具、衣物估价后公开拍卖。
听起来挺透明。
实际操作中，地方上的豪绅、当铺老板早就打通了关节，知道哪家要倒、什么时候抄、能抄出什么好东西。
他们提前备好现银，拍卖时象征性举举牌子，底价成交。
转手一卖，利润翻几倍。
在大明朝，管着脏罚库的人，往往都能从中获取暴利。
因为这些处置的东西，都要过他们的手，上上下下都要发一笔。
可以看见，整个产业链参与的人，不仅有负责抄家的官家人，还是上面负责入库和处置的太监，还有周围早就眼红的士绅。
如此多人参与这个产业链，所以也能够保证整个产业的连续，因为牵扯的人太多了。
不过，皇帝说抄家，其实也分三六九等，并不是说一个“抄家”，家产就尽数充公。
原则上，因为最后拍板的是皇帝，受到情绪左右，随时可能变化。
所以，制度上存在“三不抄”及生计保留，旨在避免株连过广引发社会动荡等情况，而且在实际抄家中时常发生。
首先分家析产不抄，若子女、兄弟已另立门户、分居多年，其独立管理的财产不属于犯官，不予查抄，但若查实为转移资产则一律入官。
这里面，就看上面的人打算牵连多广。
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就是用株连的办法，一弄就是上千人的大案。
其次族产不抄，用于祭祀、助学、济贫的宗族共有财产，如祭田、祠堂通常免抄，以维持宗族基本运转，但犯官在族产中的个人股份仍会被没收。
还有御赐之物，犯官父祖辈受皇帝御赐之物可留予子孙，视为皇恩延续，但犯官本人所得御赐物一律收缴内库。
所以，并非抄家，所有御赐之物都会被追回，而是要看赏赐的对象。
最后还可能会留银养赡，若家中有高龄老人或幼婴，皇帝可特批留下部分银两供其终养或抚育，但这属于“法外开恩”，非固定待遇。
此外，犯官家眷处理，女眷与男丁的命运随朝代和罪行轻重差异巨大。
唐宋相对宽容，明清极为严酷。
犯官家眷身份会沦为贱籍，妻女常被没入官府为奴，户籍降为“乐户”等贱籍，世代不得参加科举、不得与良民通婚，社会地位彻底崩塌。
之后视罪行大小，重罪可能牵连满门抄斩，部分女性为保名节选择自尽。
稍次就是充军流放，发配边疆军营戍边，从事洗衣、做饭等苦役，甚至被赏赐给降虏或将领为奴，生存环境恶劣。
送入教坊司充当乐伎，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最轻的处置，虽然为官方控制的羞辱性惩罚，生活极度屈辱，但相比赐死和流放，依旧留在京城。
而且，充入教司坊，其实绝大部分乐伎并非后世理解那样。
在不少人的概念中，一说到教坊司，就认为这是所谓的“妓院”，甚至将教坊司定性为官方青楼，但这实际上是不对的。
那么，教坊司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
准确地说，这里是明朝的礼乐机构。
明代的教坊司，源于唐宋时的教坊，那个时候的教坊属太常寺掌管，主要职责就是优杂技，教习俗乐。
换句话说，所谓教坊，就是专门负责为皇族以及官员演出的机构。
同时在唐代，教坊人员还负责在各种节日、祭祀上负责声乐和演出等等。
明太祖朱元璋正式成立了教坊司，其主要的职责依旧是负责演出。
只不过，当时教坊司负责的是外廷演出，而内廷的演出则是由钟鼓司负责。
说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教坊，还是教坊司，并不是古代朝廷的“官办妓院”，实际上是一个官方的礼乐机构。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大家以为的“官办妓院”，只不过到了后来世风日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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