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质说
第一讲: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说法
第一节:春秋时期
1、《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一书进行“筮之”与“引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用及义理阐释《周易》的开始
已知《左传》里记载用《周易》一书的文辞当占辞以筮之，而在《左传》里同样又有另一面的记载，即把《周易》当作如《诗》、《书》那样的性质来看待，来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物的道理，是与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认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在《左传》里还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评论。这是继用《周易》筮卜和引用《周易》为义理之书现象的另一种现象，也是史书里最早记录论《易》（指《周易》）的内容。这也是《传》外《周易》学的内容。即春秋时期开始的“易学”(《周易》学)，就是以“象”释《周易》，即“象易学”。还没有把《周易》改造成“六·九”爻数形式，还不能称“象数易学”。“象易学”，即是以“三联体”符号(或不称八卦)的取象来解释《周易》而引出一番义理。
如《左传》里的“雷乘乾曰大壮”。这种说法类同《易象》（即“大象传”）里的说法，而《易象》在解释《大壮》时说：“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弗礼勿履”。这“乾”取象为“天”。“雷乘乾曰大壮”与“雷在天上，大壮”其说法应是一样的，这都是春秋释法，即春秋以取象释解《周易》的一种方法。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并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春秋后期，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周易》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周易》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周易》筮卜，《周易》一书在韩宣子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物。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与《鲁春秋》表现出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史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周易》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才会说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大象》正是通对《周易》内容的符号取象与文辞，而阐发出君子之治的政治道理)，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韩宣子决不会认为《易》是一部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子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
(注:无论韩宣子所观到的"易象"，是不是《易传》里的"大象传"，都无妨"大象传"已是一部独立的"君子论"，也属最早的《周易》学术文章。)
到《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记载的可以说是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发出的一套新诠释，这子服惠伯对他人用《周易》一书占筮的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惠伯也学过《周易》，认为虽筮出“元吉”，但事情的结果则应是“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的道理。并且惠伯对《周易》的“黄裳元吉“，可是从义理角度进行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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