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的起源上来看，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市类型的小国演变为大国。城池（城市）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标置之一。但从城乡关系上来看，西方文明产生后，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而中国古代却仍保持城市与乡村的统一。城乡上的“分离”与“统一”，正是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路径。
中国古代城市从农业聚落上发展出来，又是联结着乡村的纽带，成为统治广大乡村的政治中心。这是特定的大平原农业与大河流域农业聚落的必然发展结果，与西方古希腊特定地理环境是个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反映的商部族曾八次迁徙活动。商人率领部族屡次迁徙，既是为了部族发展生存需要，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城址，谋求更大的政治空间。实现部落联盟的霸主地位。周人也是走的同样的一条路。
通过殷墟考古上的发掘调查，商都（殷墟）同其它古代城市的发展规律一样，商都在二百七千余年间，是个逐步发展扩大的过程。
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从遗迹现象观察，当时尚不具备都城的规模，但到了一期文化偏晚阶段，遗址范围明显扩大，面积已增至12平方公里左右。
二期阶段，都城已初具规模，城市一方的宫殿宗庙区已具雏形，另一方是王室及贵族墓葬区，城市已有防御性壕沟。
三期四期阶段，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殷墟的范围已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殷都城为中原部族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
考古资料表明，殷都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框架构成的，其它区域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商代城市脱胎于史前氏族社会的原始聚落，因此，也就保存着浓郁的氏族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本身就是从氏族血缘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聚落），聚落而居，聚族而葬的习俗。殷商时期，宫殿宗庙区和陵寝区连体的布局，是中国早期都城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
考古资料表明，在殷都范围内还层层分布着若干个以血缘胞体为基础的族邑聚落。这些族邑聚落有自己的土地，宅居，宗庙，作坊和族墓地。各个族邑按照他们和商王室血亲关系的远近，基本规定了每个族邑的等级，大小和实力。
从考古资料表明，殷代城市结构是宫殿宗庙区和若干族邑聚落的有机结合。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政治和宗教祭祀。通过殷墟墓葬的形制与分类表明殷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社会基本组织形态。
古代城市的出现也标志着国家的诞生。“大邑”即是众多农业聚落的联盟的政治中心。“大邑商”也就成为中原众城邑与农业聚落的盟主。包括先周时期的周族，也要接受“大邑商”的封号。周人同样是从一个部族发展成拥有一定区域（领地）内多个农业聚落的小邦主。也是经过多次率领部族人员迁徒到“岐周”奠定了周族的生存与发展，同样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盟体系，同样是以农业生产为生存与发展做为根本。周族取代商族的霸主地位，实行新一轮的天下分封，是典型的氏族血缘管理体现。依靠血缘纽带维系家天下的统治，不但没有破坏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去建立文明社会的地缘管理，而且是强化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结构，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的血缘宗法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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