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周公这样说：君奭，不友善的老天，给殷人降下亡国之祸，殷人已经坠失了他们的天命，我们周人已经接受了天命。但我不敢说，他的基业会永保美好，即使上天热忱辅助，我也不敢说他最终不产生不详。）
《君奭》：“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啊，您曾说过：即便靠我们，我们也不敢安于天命，不长念天威以及我们的百姓，不能责怪百姓，不能违背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考察我们后代子孙，大多不能恭敬对待上天和下民，把前人的光辉限制在自己国家内，不知道天命不易得，上天难信赖。如果只知道信赖天命，他就会坠失天命，就不能历时长久。所以要继承先人，恭敬明德，就要从现在开始。）
《君奭》：“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我小子姬旦对此不能有所纠正，只想把先人的光辉延续到我们的幼主身上，您又说过：上天不可信，我想只要文王美德能够得到延续，上天就不会解除我们文王所受的天命。）
《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告辞，召公曾佐武王灭商，被封与燕，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是朝中的重臣。从这篇文里看到，召公是不相信天命，召公佐武王从战争中取得了‘天下’，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物，知道战争胜负取决于什么。而周公这时是摄政王辅佐成王。周公对外讲天命，而对内也讲天命，但对内更强调的是“修德”，即如何安民的统治术。周公在内即讲天命，又讲修德。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敬天保民”。
周公的“天命”思想对内对外是不同的。对殷纣的遗民是大喊“天命”，执行“天罚”来恐吓使其接受周王的统治。对内的王公贵族教导其发扬文王的“美德”。周公心里也许明白“天命”是虚的，是可用来统治人的“工具”而已。周公对内强调的是：“国家不出现不祥之事，在于恭敬明德上下功夫，并不能完全依赖天命，否则一样的会坠失天命。”周初统治者一面靠“神道”，而一面靠“人道”来维护其统治。不过由“神道”而开启“人道”思想，周初天命思想起到了诱发作用。
周初，虽然提出“修德”，但并没有突破“天命”神学思想。而且在王室的政治生活中还在大肆的进行对鬼神的祭祀及“人神沟通”活动。这在“周书”里有不少的记录。
如《周书》里对鬼神祭祀与占卜记录：
在对鬼神的祭祀的活动方面的记录以下如：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笾(bian)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丁末日，祭祀周庙，大小远近的诸侯都跑着拿祭器，端笾豆。第四天庚戌日，烧柴祭天，遥祭山川，向天地山川大告武事成功。)。
《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圣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豖一。”(第二天乙卯日，周公一大早到了洛邑，就把新城邑的建筑工地整个视察了一遍。第三天丁已日，在南郊杀牲祭天，共杀了两头牛。
第二天戊午日，在新城内杀牲祭祀土神，杀了一头牛，一只羊，一口猪。”)
《召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义。”(姬旦说了：要建一座大城，从这里参配皇天。谨慎地祭祀上下神灵，从这中央地区统治天下。”)
《洛诰》：“戊辰日，王在新城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戊辰日，王在新城举行冬祭，祭新年。给文王武王各祭献了一头红牛。王命史佚向文王，武王的神灵宣读册书，是报告周公将暂时留在洛邑的事。王的宾客，殷商的诸侯们在王杀牲祭祀的时候都到了。王进入正殿的大堂，把酒浇在地上祭先王。)
从“周书”中看到，周统治者，对周庙(祖先神)祭祀，山川祭祀，新邑建址要祭祀，土地神要祭祀，无论天上与地下的神都要祭祀。这体现的是多神信仰。
“鬼神”在“周书”里出现了二次，一是《全腾》：“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子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田地。”二是《多方》：“惟我周王灵承于族，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周书”反映了西周前期对鬼神的信仰，而王室无论政治还日常生活中，就是通过祭祀与占卜成为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中介，其目的是使掌握着祭祀权与占卜术的统治者成为天地神灵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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