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文化经典解释领域，对于许多文化经典的文句词语，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级的接受者总能作出自己别出心裁的独特解释或能拓展前人的解释并相互发明，或能超越前人的解释而辟新径，终于使文化经典的生命之树常青，使文化经典的解释之枝常新。”（《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周光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年版 第64页）
后封建社会里始终围绕着先秦经典而解释，使经典的生命之树常青。而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者，所围绕着《易经》（《周易》加《易传》）总能作出别出心裁的独特解释，使《易传》里的八卦阴阳太极五行思想之树常青，常新。无论是汉朝的“象数易”，魏晋的“玄学易，宋朝的“太极图式易”，清人的“考证易”，而从根本上并没有走出《易传》的哲学突破。
但笔者还很赞同周光庆转引余英时等说法，“在他们感受到现实需要和时代召唤而意欲创立筹划生存策略的思想理论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独立创作新着，而是重新解释经典。其方式是在维护文化经典理论权威的名义下，沿用原有的思想表征（理论范畴）进行自己的重新解释，从而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从中阐发出新的观念与思想，其结果是不断地创建起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能印证这一精辟的说法，汉“象数”易，魏晋“玄学易”，宋时“太极图式易”，淸时的“考据易”。不是都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吗？但均没有突破八卦阴阳太极理论范畴。后封建社会里就是从这一理论里建构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里打转转，自然后封建时代并没有突破先秦的哲学理念，后封建社会里岂有哲学突破么？先秦却在两次哲学突破第一次是《周易》，突破了神学，建构起君子（诸侯贵族共治）拱王之治的政治学说，而战国的诸子百家之说最终突破“诸侯共王”的西周分封之治，而构建了王权专制（帝制）政治理论。
帝制是人类历史上东西方都经历过的一个制度形态，而唯独中国进入帝制时代最早，时间又很漫长，且卫护帝制制度的理论与形式又最完善的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之国史里也是最罕见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中国的传统认知模式分不开，所以中国进入到帝国形态中再没有了哲学突破，而西欧的帝制走进的最晚，又最短，正因是哲学能够突破。西方哲学上建构出新的政治制度学说，并对君主专制不留余地进行了彻底的批制。我们只有先秦建构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哲学理念，无论儒、道、墨、法、阴阳家，都不遗余力的为王权专制唱赞歌。并从天道观里导出“天不变，道亦不变”逻辑。若不是西方文化的东进，既使后封建社会再延长二千年，那种理论不打破，并且不断的注释使其理论常青，能使制度有所突破吗？也只能往复循环在其中了。
我们看《彖》文在所谓解释《周易》时作者是突破了《周易》里的思想，从中阐发出新的思想，但决不是从筮术思想中阐释出哲学思想来。是从《周易》的义理中阐释出新的政治理念。《周易》一书不是讲算卦（筮卜）的，而是政治文章。《彖》文的作者是紧跟时代的脚步，完全是按时代的需求解释《周易》，在解释过程中运用的是新时代的词汇，即那些八卦阴阳来解释《周易》，从中建构出新的思想来，创建起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
我们说了《易传》里的《彖》文，再来看《易传》里的《象》文又是如何解释《周易》的。即来看是从筮卜角度，还是义理角度解释《周易》的，我们只有通过《象》文分析才能识别出来。
现通行《周易》读本，所谓卦辞后面附有《彖》曰，而《彖》文之后又附有《象》曰。而这个《象》曰的内容又称“大象”，以区别所谓爻辞后面的《象》(称“小象”)曰。
现学者认为《大象》文是根据一卦基本观念阐发其政治与人生观的，这说法不错，虽然这说法不错，可就是苦于不能把《周易》读出逻辑性来，又人云亦云《周易》是卜筮之书的矛盾说法。
《大象》文总共有六十四条，其产生的时间是《易传》文里的最早的文章。《大象》文针对《周易》（即不是以今本《周易》为研究的蓝本，而是以春秋《周易》为蓝本。）每篇阐发出一句经典的君子之治的政治理论，犹如“语录式”的政治纲领。因《大象》文比《彖》文的内容要少的多，我们不妨将其内容列举如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天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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