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躺在了棺材里面，被一队送葬的队列，抬出了许县。
为了规避检查，棺材甚至做出了夹层，在上面躺着的是真的死人，下面才是藏着崔琰。
城门之处的校尉还真的撬开了棺材板子，然后一脸晦气的赶走了他们。
之前许县四门戒严，只是关了一天，然后就是有限度的开放了。
这种人口众多，往来密集，物品交易流动频繁的城池，除非是战争特殊情况下，才会较长时间的关闭，否则闭锁城池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
更何况荀彧等人还在试图表明许县依旧在他们的有效控制之下，就更不能四门紧锁，否则就算是短时间内没事情，时间一长没事情也生出事情来了。
正是因为如此，甄氏和崔氏才有了活动的空间。
到了许县的郊外二三十里地之外后，崔琰才从棺材下方爬了出来，被人架着到了道路的一旁。而送葬队列则是继续向中走去。
躺在棺材之中，隔着一层薄板和死人相互依偎，这绝对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感受。而且躺在狭小空间之中，连翻身活动一下都不行，对于年龄不算小的崔琰来说，也是相当痛苦的过程。
崔琰甚至感觉自己就像是死过了一回……
在旁人的协助之下，崔琰像是僵尸一样关节僵硬的活动了一刻钟，才算是真切的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四肢，长长的呼出一口气，累倒在树下瘫坐着。
前两天，许县城防无疑是最为严格的，现在因为许县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皇宫之前的那些人身上，城门进出虽然还有限制，但是明显已经宽松了不少……
丞相府内固然紧张得要死，可是每距离丞相府远一点，这种紧张感和责任感就少一分，到了城外就几乎是消失殆尽，就算是路人看见了从送葬队伍棺材之中爬出了个活人来，也没人多管闲事，而是远远的避开，或是干脆扭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大汉，或者是前秦，曾经也不是如此的冷漠……
在前秦之时，见义勇为，抓捕贼寇，是每一个百姓的职责。
秦朝对见义勇为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民众在他人遭遇危险时必须施以援手。秦简记载：『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
在汉前期，也还有一些前秦的遗风，可是后来习惯了前秦法规的关中人，却在山东之处被碰得头破血流。掌权的山东士族，利用所谓的春秋决狱，或者叫做经义决狱来肆意玩弄，解释律法，产生出了典型的文字狱案件，也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后的政治制度上，先天性的残缺了一部分。
绵延到了当下，在关中和在山东，就呈现出了鲜明的区别来。
在许县纷乱搅动，掌权者曹操被辱骂被斥责被议论，大多数百姓都是视若无睹，而且漠不关心。
换了在关中，有人敢在长安大街上骂一声骠骑试试看？
大汉旧制度的弊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汉初为了巩固统治，大封同姓诸侯王，形成了郡国并行制。
这一点到了东汉时期虽然有所减少，但是诸侯王在封国内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他们在封地内各自为政，拥有自己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且诸侯王中，野心大的，造成的恶果就像是七国之乱，那么野心小的诸侯王就好么？也未必，只是懂得吃喝玩乐造粪播种机器的，也同样助长了其国内丞相长史的渔利机会，导致黑锅诸侯王背，名利都是贤臣得的局面。
同时，诸侯分封制度，也使得到了当下州牧州刺史把持地方，以一州之地和中央抗衡的局面一再上演。这种政治体制的不成熟，一方面是因为刘邦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另外一方面则是在前秦的继承之下，官员的选拔和考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官场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
萝卜坑举荐，导致官僚集团化，家族化，阶级固化等等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汉试图用外戚来平衡，然后又是宦官……
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斗争才是常见的主题，平衡只是短暂的间歇。
就像是这一次许县之中的争斗之中，崔琰也不是特工008附体，可以神出鬼没到了隐身斗篷的程度，但是依旧可以逃离出曹氏掌控的范围，在抓捕网下逃脱。
一方面是汉代没有监控技术，另外一方面，只要不是亲曹一方的，在现在这个阶段，大概率就会选择性的失明失聪。
这就是大汉制度带来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普遍存在于各个方面上，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崔琰逃出了许县，就是这种大汉旧制度缺陷的明证。
若是山东之地真的能关注百姓，贴近民心，就自然可以用少量的官吏去管理好更大的地方，而不是大量的官吏，兵卒，校事，依旧最多只能控制城池内部，只要一离开城池，就是立刻控制力衰减得非常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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