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就这么容易伺候，只要找到一口饭吃不至于活活饿死，绝少有人抄刀子去玩儿命的，而工商业的突然爆发，则吸纳了大量的闲散人力，并且补贴了一些穷人的家用，虽然开海禁时间还不长，可是这方面的好处已经在各地都体验到了。
而大明许多传统手工业技术以及产品，这个时候在世界各地都是被追捧的对象，只要找对路子，投资建立工坊，差不多都能趁机赚的盆满钵满。
同样作为规则的制定者的海狼集团，在这样的开海禁的大潮之中，肯定也是受益匪浅，他们把持着几乎所有海上的商路，不管是价格还是交易方式，都要海狼集团牵头说了算，谁要是坏规矩，想要以规定的价格出货，那么对不起，这家商贾铁定马上就会被踢出局，以后就别想再在海上混了。
于孝天作为海狼集团的所有者，当然也是赚的盆满钵满，这也是他腰杆子硬气的原因，只要他愿意花钱，那么就算是户部拿不出钱，他自己也可以拿出足够的资金投入，单单是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他掌权的这一年之中，他在北方以及中原一带，投资建立各种工厂作坊，就投入了三百多万两银子。
这些银子表面上来看，并没有被拿去赈灾，但是当这些资金流入到社会之后，最终还是分散到了很多人手中，并且吸纳了大量闲散或者失地以及受灾的灾民，到各个工坊之中做工，这样同样也起到了吸纳流民，赈济灾民的作用。
这些被吸纳到工坊之中做工的人，可以通过劳动获取报酬，养活他们的家人，自然就不会再被蛊惑，跟着流民军跑去作乱了，所以别看于孝天没有把他的钱直接拿去赈济灾民方面，但是却通过投资建立工坊，还是起到了很大的赈灾的作用。
而中原以及北方之所以灾民众多，除了天灾之外，**也很重要，许多官商勾结，趁机囤货居奇哄抬物价，使得粮食的价格呈现出畸形的高价，使得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购买，最终倾家荡产失去了生存的资本，最终被逼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
但是在于孝天掌权之后，立即开始在他可以伸手控制到的地方，以极其血腥的手段，严厉打击这种官商勾结，囤货居奇哄抬粮价的行为，抄了数千家哄抬粮价、囤货居奇的奸商的家产，捕杀了一大批和奸商勾结的贪官，硬是生生把北方的粮价压低了下来。
比如在崇祯十二年初的时候，真定府一带一石小米或者麦子的价格，被粮商太高到了几乎四五两银子的价格，甚至连人不常吃的豆子，价格也被抬到了三两银子的价格，比之万历年间和天启初年的时候，粮价翻了好几倍，这样的价格，别说普通百姓买不起，就算是一些小有积蓄的人家也撑不住。
但是于孝天在掌权之后，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崇祯十二年十月间，就已经把真定府一带的粮价平抑到了一石麦子仅仅只售一两四钱银子，价格压低了很多，虽然比起万历年间的粮价还高出不少，但是起码回归到了正常的范畴之内。
当然于孝天也很清楚明末北方粮价之所以居高不下，除了天灾和奸商囤货居奇哄抬粮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北方特别是山西的晋商之中，有那么一批铤而走险，官商勾结，把粮食大批通过张家口一带，偷运出关，高价贩售给建奴和蒙古人，赚取超额的暴利。
这些奸商无疑在大明时代，算是铁杆汉奸，他们在关内缺粮的同时，对关内的灾情视而不见，却把关内民众所急需的粮食，大批的转运出关，赚取暴利，一是大大加重了关内的缺粮情况，二是有力的支持了关外建奴的需求，使得建奴在苦寒的关外，却可以吃到粮食，不至于饿死。
关外的建奴通过不断的向关内侵袭，通过烧杀抢掠获取大量的资财，然后从这些关内奸商手中购取粮食，大大缓解了关外粮食短缺的情况，使得建奴有余力养兵养民，最终不断的扩张实力，不断的南下大掠，最终并且窃取了大明江山。
甚至于连关外的关宁军之中一些军将，也和这些奸商勾结，从中分润大笔的利润，甚至于干脆直接把大明朝廷拨发给他们的兵粮克扣下来，倒卖给建奴，来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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