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1月初，左七军占领了江西南安府、赣州府。中兴公司随即跟随左七军进入赣州，着手开发赣州境内的稀土矿。
至此，整个江西只剩赣南的宁都州、抚州府、建昌府还完全掌握在清军手里。临江府、南昌府为两军争战之地，其余各府都已完全掌握在左七军手里。
天京方面，杨秀清已经密令吴捷，要他赶到年底之前攻占南昌。吴捷审时度势，决定发动新的攻势，攻占南昌。
此时，形势对左七军十分有利。
首先，从大环境看，太平军总体处于上风，九江根据地较为稳固，没有战争威胁。
皖南方面，太平军罗大纲得到吴捷的鼎力支持，已经站稳了脚跟，先后收复了池州、铜陵、繁昌等地，正在反攻芜湖。
皖北方面，庐州城内奸宄乘太平军守军不备，接应清军入城。城内五千守军全部壮烈牺牲。虽然失去了庐州重镇，却从中抽出了近两万生力军。
东王杨秀清干脆战略放弃皖北，将皖北的陈玉成、李秀成、涂镇兴等两万多老兵调回天京，酝酿打破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
这两万多老兵连年征战，战斗力较强，是一支令人生畏的生力军。清军原本判断杨秀清会派他们争夺庐州。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支太平军最终返回了天京，前往解救天京。
此时，清军正在加紧围攻天京。这支生力军的到来，有效地缓解了天京面临的军事压力。
湖北方面，太平军石达开、韦俊仍在武汉与清军对峙，渐渐占据上风。因湖南境内爆发天地会起义，湘军后院起火，不得不分兵镇压天地会。
九江周围没有大的战事，附近各地都控制在复兴会或太平军手里。吴捷可以放心调兵南下，争夺南昌。
其次，江西境内的敌军较为孤立，无法得到外部支援。
太平军罗大纲在皖南攻势较猛，正在反攻芜湖，威胁江南大营粮台重地宁国。江南大营的向荣无力分兵增援江西。
赣东方面，左七军参谋长卢波克率领步兵第四师，已经攻占了广信府，与饶州府根据地连成一片。饶州府东与安徽皖南相接，广信府东与浙江相接。
这样一来，左七军完全占领整个赣东，隔断了江西清军与浙江、皖南的联系。清军江南大营不能派兵增援江西，来自浙江的饷源、粮草也不能进入江西。
赣西方面，左七军已经占领了整个赣西，并占据了湖北大冶、兴国、通山三座重镇，将湖南湘军刘长佑部、湖北湘军罗泽南部与江西湘军周凤山部完全分隔开来。
罗泽南部湘军深陷武昌战场。刘长佑部湘军则忙着在湖南文东、临武等地清剿天地会起义军。周凤山有勇无谋，不足以统带塔齐布的旧部。
整个赣北、赣西、赣东已被左七军占领，清军只能困守南昌孤城，只剩赣南的宁都州、建昌府、抚州府两府一州与外界沟通联系。
这是一条相对狭长的通道。江西绿营、湘军周凤山部没有水师，根本就不能通过这条通道快速撤退。
最后，湘军统帅曾国藩与江西官场关系恶化，彼此难以合作。
不管是朝廷，还是曾国藩，都认为江西战局关系东南大局。尽管湘军在九江大败，曾国藩还是执意留在江西，摆出一副死守江西的高姿态。这确实赢得了朝野上下一致好评。
然而，曾国藩却与江西官场交恶，使湘军在江西的处境更加艰难。江西巡抚陈启迈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又是湖南老乡，本来是好朋友。
因曾国藩在江西设置厘金局，侵夺江西地方财权。陈启迈又插手湘军指挥大权，两人势同水火。
九江之战时，陈启迈在南昌，曾国藩在九江，两人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九江之战后，曾国藩困守南昌，与陈启迈同处一城，两人矛盾急剧激化。
7月底，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参劾陈启迈，说他“颠倒黑白”、“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威胁咸丰“恐误大局”。陈启迈亦不甘示弱，纠集部下上书参劾曾国藩。
咸丰帝还要指望湘军打仗，只得让步，将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咸丰帝并未升曾国藩为巡抚，而是调湖北布政使文俊担任江西巡抚。
这一场闹剧，以曾国藩、陈启迈的两败俱伤而告终。从此之后，江西官场对曾国藩更是敬而远之，表面顺从，暗地里刁难。
除此之外，曾国藩的幕僚们也纷纷离他而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江西战局已是死局，再不撤军止损，恐怕又要重蹈九江之败。
就连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好友刘榕也要向他告辞。当时，湖南士人圈子里有三个公认的大才，都可比肩诸葛亮，是为老亮罗泽南、小亮刘蓉、今亮左宗棠。
刘蓉日后亦跻身督抚，太平军翼王石达开便死于刘蓉之手。曾国藩惊闻刘蓉也要离他而去，送了首歪诗给刘蓉：
“虾。豆芽。芝麻粑。饭菜不差。爹妈笑哈哈。新媳妇回娘家。亲朋围桌齐坐下。姑爷一看肺都气炸。众人不解转身齐望他。原来驼背细颈满脸坑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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