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在牛头洲取得大捷，几乎全歼向荣的部队。太平军占领水陆洲、牛头洲，在湘江东、西岸之间来往自如。
清军自此一蹶不振，只得从东岸调来大军，在西岸结营固守，丝毫不敢出击。
由于长沙久攻不下，西岸重要性日渐凸显。眼见清军调来重兵，太平军也及时调整战略，再从城南抽调兵力西渡，与西岸清军向荣部对峙。
湘江西岸多稻田，入秋以来，稻谷逐渐成熟。太平军收割晚稻，充实军资，又以水陆洲为依恃，联络东西两岸，已然立于不败之地。
之前，土营穴地攻城颇为有效，通过魁星楼地道炸塌城墙，林凤祥、秦日纲部太平军几乎攻入城内。洪秀全、杨秀清见状，不肯舍弃近在咫尺的长沙，执意在长沙城下组织第三次“穴地攻城”。
在这种背景下，西岸太平军得以抽空收割晚稻，招募新兵。
却说这天，吴捷在营里久闲思动，便带着亲兵出营视察。听说旅帅雷振邦在毛栗冲寻得一块晚稻，正带着数百人在此抢收晚稻，吴捷好奇，当即下令前往毛栗冲。
毛栗冲位于岳麓山西南四十里，周围群山环抱，中间有一块千亩大小的盆地。盆地内都种有稻谷，因为四面环山，所以气温比外面低些，稻子也熟得晚。
吴捷骑马翻过山岗，来到毛栗冲，只见面前上千亩良田，太平军和当地农民正在抢收晚稻。晚稻已经成熟，谷粒饱满，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秋风习习，送来新稻的香味。
今年是个丰收年。这里的稻田绝大部分都是地主家的。因为太平军和清军在长沙城外交战，附近的地主缙绅都逃进了长沙城内，农民亦躲在山里不敢出来。
太平军多出身底层，坚持义不扰民，即使是抢收稻子，亦给农民留下足额的口粮。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太平军取得了农民的信任。
此刻，雷振邦率领太平军抢收稻子，便有不少毛栗冲的农民踊跃参与，帮助太平军收割稻子。
雷振邦得到消息，飞马来到吴捷面前，向他报告毛栗冲收稻情况：
“大帅，小人于前日来到毛栗冲，便开始组织农民收割稻子。据小人仔细访查，此地有一千二百余亩稻田，张、罗两家大地主便占有七百余亩，农民自有稻田仅一百六十余亩。因此，此地农民，绝大多数都是佃农，替地主老财种田。”
雷振邦本就黝黑，此番在稻田上暴晒，更是黑成了鬼。
吴捷饶有兴趣地问道：“租子情况如何？农民负担重吗？”
雷振邦摇摇头，说：“租子相当沉重。据他们讲，平常年月，交给地主的租子有六到七成。这两年，由于天地会不断起义，民变四起，长沙城里要办团练，要修城墙，赋税都加到佃农身上。如今呀，租子已经提高到七八成了。”
吴捷叹口气道：“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呀。这么高的赋税，让农民怎么活下去？”
雷振邦本在永明县做都头，深知民生凋敝，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令他想不到的是，毛栗冲地处长沙府，属于省城地界，此地的苛政竟然甚于永明这样的偏僻小县。毛栗冲的百姓，过得竟比永明百姓还要艰难。他说：
“听农民讲，他们的日子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上一代人，农民自有土地还能占到三四成。由于地主巧取豪夺，不断从农民手中收购土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如今，此地农民自有土地已经不到两成了。
“雪上加霜的是，朝廷征收田赋是以银子计算的，民间生活用度却以铜钱计算。这些年来，银贵钱贱。朝廷法定一两银子兑一千文钱，实际上，本地一两银子可兑两千三百文钱。因此呢，虽然田赋在数值上没有变化，农民实际负担竟然增加了一倍多。”
哼，这就是满清的“永不加赋”了。康熙五十一年，即1751年，当时的康熙皇帝下诏，以当时的赋税定额为固定值，后世永不增加。
但满清官员巧立名目，例如，在正税之外增加“火耗”。所谓“火耗”就是正常收税的损耗，譬如收粮过程中的秕谷、运输途中的损耗等。仅“火耗”一项，竟能高达正税的四五成。
至于银贵钱贱，吴捷也是知道原因的。他说：
“十年前，华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列强向华夏大量输入鸦片，造成华夏白银外流，白银价格也跟着飙涨。朝廷以白银计算赋税，银价上涨，农民身上的赋税也增加了一倍多。清妖官员不以为弊，反而为多收赋税而沾沾自喜。如此看来，天要亡清，挡也挡不住了。”
“可不是呢”，雷振邦说道：“此地农民辛辛苦苦一样，遇到灾年自然填不饱肚子，遇到丰年，交过地租，农田家里所剩无几，同样吃不饱饭。以前，这里的精壮农民还能出去打零工，到南面不远的湘潭做搬运工。如今，洋货都改走海路了，农民无法打工补贴家用，生活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鸦片战争以前，华夏仅有广州可与外商开展贸易，是为历史上有名的广东十三行。洋货从广州北上，走陆路，全靠肩挑马驮，然后分成两路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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