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为忠笑了笑，笑容仍是软温温的，像是一杯已被晾凉的温开水，
“朱纨一案乃天子圣裁，哪儿有甚么隐情呢？”
“只是我们浙江人信海神，这朱纨一死，我的家乡处州府就天灾人祸不断，不免教人在心里犯些嘀咕。”
“嘉靖二十九年大旱，嘉靖三十年大水，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纠集数千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甚至数千里烧杀抢掠，攻破上百处州府卫所城池，可谓无恶不作。”
“如此我便疑心，这朱纨虽或有罪，但这般负气自戕，怨结甚重，万一当真因此引得凶慝绕境，致使海神无所庇护，也是未可知啊。”
佟正钊心下恻然，历史上的朱纨虽然是一个在现代人看起来盲目无知、固步自封、坚持主张“海禁”政策的保守派，自己若是能穿越成明世宗，或许也会基于“晚明大开海”的战略构想革了朱纨的职。
但从薛为忠的角度，或是亲身经历过嘉靖二十八年的千万闽浙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这个因为坚决反对闽浙海商而最终被迫饮药自尽的浙江巡抚，才是真正苦心竭力、一心为民的贤明好官。
佟正钊因此便回道，
“薛叔莫疑心，杀朱纨者实非闽浙人，海神若有灵，定会替闽浙百姓为这位抗倭英雄好好开解一番。”
薛为忠轻笑道，
“你这么说，就是在敷衍我了。”
佟正钊一怔，就听薛为忠接着笑道，
“倭国人也是可怜，咱们大明闹‘倭患’的时候，这倭国人自己国内还在割据混战呢，尤其嘉靖爷那时候，倭国人根本不可能再分出一支正规军兵力入侵咱们大明。”
“偏偏从上到下，人人都称赞在东南打外国人的是‘抗倭英雄’，可从九山洋到双屿港再到走马溪，无论是俘虏还是敌兵，这能被称为‘倭患’的外国人里头，明明一个倭国人都没有，平白教倭国担了好些年的骂名。”
薛文质这时笑道，
“大伯，佟兄是北方人，连海上的洋人都没真正见过几个，难免望文生义，以为‘倭患’就是倭国人呢，这也不是甚么大事儿，大伯为佟兄仔细解释一下不就清楚了？”
薛为忠看了佟正钊一眼，却是一面笑着，一面摇头道，
“这孩子心里自有主张，我就是解释了，他也不会听。”
佟正钊顿时不自在了起来，
“哪里？薛叔误会我了，只是‘开海’一事，朝廷素来主张多变，我等小民实不敢轻易置喙。”
“譬如太祖爷曾定下‘片板不得下海’的祖制，而成祖爷却令郑和七下西洋，嘉靖爷力图剿倭，先帝却放开了海禁……”
薛为忠笑着打断道，
“照你的意思，这冤杀朱纨之人实非闽浙海商，而是太祖爷了？”
佟正钊一愣，心道这话题走向有点不对啊，虽然后世的确对明清海禁诟病颇多，但那是立足于工业文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这薛为忠先是农民后是太监，怎么会和现代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呢？
思及至此，佟正钊便退了一步，把责任一分为二道，
“或许，太祖爷当年也没想到，这闽浙海商会为了区区海上之利而如此铤而走险罢？”
“也难怪朱纨生前尝言，‘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
薛为忠微微笑着，语气仍是温温吞吞的，
“可朱纨生前也说过，‘漳州反狱入海，宁波教夷作乱，闽中衣食父母尽在此中’，类近此种观点，我却不能苟同。”
佟正钊顿时大松一口气，心道薛为忠这话也不早说，自己本来就不觉得闽浙海商在朱纨一案上有甚么大错儿，薛为忠要再不表明态度，自己可真就附和不下去了。
不料，薛为忠下一句便道，
“因为我真是不明白，朝廷分明早知‘倭患’实为往来远洋贩运海商，闽浙海滨百姓皆仰其衣食，若不及早开禁，则闽浙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可即使如此，朝廷依旧一禁再禁，宁使沿海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宁时无赖之徒相率入海，从之外寇，宁使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也不愿从民意愿而松弛海禁，当真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倘或朝廷早顺民意，慎微防萌，朱纨当年，又何尝会死得如此惨烈？且海关之利利输朝廷，纵使朝中闽人痛恨朱纨夺其海利，又为何非要构陷其罪，而非借此机会，奏请朝廷开关呢？”
佟正钊心道，这还不简单，因为明世宗和朱纨都不是明朝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啊。
既不是选出来的，闽浙海商就是再有钱有势，也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改变朝廷政策，当然只能在晚明的游戏规则内，靠朝中乡党打压异己，不然还想他们为了这条绵延两百多年的海禁政策造反吗？
不过佟正钊想归想，鉴于古代人的固有三观和接受能力，说出口的却是，
“或许是嘉靖爷另有思量。”
薛为忠笑着追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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