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大学帕克图书馆，有一份手抄本，尽管它成型于诺曼征服之后，其内容却是昂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法律条文，大体上看是对昂格鲁-撒克逊时代法律的文献汇编，但也包括了多位国王法典节录、条约、盟誓、婚姻、遗嘱等等。
不过最为关键的是条约，即便是诺曼人统治期间，他们曾认可并且维持了一些旧条约的效力。
其二就是帮助诺曼统治阶层了解昂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习惯，看起来很像昂格鲁-萨克森贵族的马尔福实际上是跟着威廉一世来到英格兰的诺曼人，他家收集了不少麻瓜宝藏和艺术品，这其中包括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手稿，内容是关于她翻译西塞罗论文的。
女王的手稿当然不止一件，她还翻译了别的古希腊学者们的作品，同规格的都是被收藏在皇家图书馆里的，轻易不会示人。
在他的收藏品中还有一本13世纪由僧侣抄录的《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讲述的是一位英国法官审判偷盗罪，该法官认为“偷盗行为如若缺乏意志与企图，就不构成偷窃，因此孩童与疯人就不应受罚”。
小孩子偷窃在当时大概两个原因，一个是模仿，另一个受他人指示，比如街头流浪儿被成年人控制着扒窃，他们只知道如果不偷够足够的钱包，成年罪犯会不给他们饭吃，没有想过用扒窃的钱包里的钱。
“不当行为是由意志与企图这两个条件来界定的，因此没有偷窃的想法，偷窃就不成立。”
关于疯人则是引用罗马法学者莫德斯丁的着作，他认为罗马法从宽处理疯癫者是因为“不幸的命运”（infelicitasfati），主张即便疯癫者有犯罪行为，但是基于他们本身的不幸，无法像人那样有理性和理解力，像野兽一样，因此虽构成犯罪也得以豁免。
18世纪的英格兰与威尔士，偷窃财务超过40先令的9岁孩童就能被处以绞刑，当时每年约有两百人被处死，因此陪审团常常会故意降低认定赃物的价格，以避免幼童被处以绞刑。
同时对于疯人的标准也和过去不一样，以前的人认为天生痴愚、无法数到20先令，不知自己父母、无法了解他人指示教导的都是疯人。
这些都是利用一般人对于某些状态的类比所理解的精神异常（insanity），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精神异常不再是医学词汇，而是作为法律术语使用了。
如果一个人真的精神异常到不知道自己名字、家人等等，那么他有能力犯下罪行的可能性也很低，这时人们对于疯人的理解，从野兽一样缺乏理性，变为缺乏区辨能力，他无法区别善与恶、对与错。1833年时有一个苏格兰人，他甚至无法区别表是不是个活物，当他看到表不动了，以为它和雪地里动物一样被“冻死”了。
这种情况被称为局部精神异常，但这种局部精神异常是不能免罪的，因为人们觉得这个人还残存着一些理智，可以明辨行为善恶，克制自己的意图。
到了19世纪初，准确地说是1800年，当乔治三世在特鲁里街皇家剧场看戏时遇刺，刺客名叫海特莫尔德，他曾经是1794年参与英法战争的士兵，由于重伤——两把刺刀刺进头颅，并且还有一刀刺进身体——他被战友抛弃，却奇迹一样康复了，随后出现了精神异常，数年常陷入无法控制的暴怒之中，家人们不得不将他关在家里。
他是如何从家里跑出来，并且还拿到枪的无人得知，他在开了一枪后，子弹没有射中国王，接着他就被身边的人给扑倒了。
在询问中，警察很快就明白他有精神问题。他行刺的动机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将遭遇灾难，唯一可以改变这个命运的方式是让他殉难，但他又害怕自伐会下地狱，于是他假装要伤害皇室成员，不过他当然不愿意伤害自己敬爱的国王，他只是相犯叛国罪，然后被绞死罢了。
海特菲尔德的律师很清楚，他的行为没有办法适用于是非对错准则，被认定为精神异常，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
于是他在辩论时提出，精神异常的鉴定准则不应该只局限于思考能力和察觉对错方面，还应该有“妄想”的存在有无。有鉴于海特菲尔德在战争中立下的功劳，陪审团判定了海特菲尔德精神异常而无罪，他被移送到精神病院并终老于此。
1805年，有一个名叫约翰·贝林罕的商人，他因为拿破仑战争不断倒霉，于是决定去俄国去碰运气，但因为债务问题被判入狱，他向英国驻俄领事馆求助，认为自己遭到了诬告，但当时因为世界局势等复杂原因，官方并没有介入对俄国内事务，他在监狱里关了5年。
等他出狱后，他向外交部索要赔偿，不过在案发前六个月他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他最终认为刺杀是解决之道，接着在1812年5月1日，他守候在下议院的大厅，将当时的首相斯宾塞·帕西瓦尔开枪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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