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厅。随便处理一下公文，就该休务回家了。
在案几上随手一翻，却发现一封来自新任巩县知县王安石的书信。展开来看，原来是最近京西路工商业进行大手术，王安石有不同意见。
之前，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各地的工商业基本都操控于官府之手。特别是像酒楼和邸店之类的服务业，稍微大一点的县以上城市，几乎全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开的店，只要官方觉得利润可观，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收归官有。
这些官有的酒楼和邸店，大部分让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润。大一些的店，赢利能力稍强，便由官府经营。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对经济的束缚不说，是官府为了保证利润，强行让境内的富户轮差衙前役，用家产作保经营酒楼和邸店。商业正常增长一切都好，一旦出现亏损，或者利润下降，便由轮差衙前补足差额。
这跟徐平前世的国有经济不一样，这些酒楼邸店被官方直接当作提款机，过分一点的地方不按前几年业绩，随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润。达不到，便直接用经营的衙前人家的家产充账。在很多地方，直接变成了对境内富户额外收税。
宋朝天量的财赋收入，除了禁榷专营，还有一大部分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的后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业的畸形繁荣，服务业的破败。除了采取特殊政策的几个京府，大部分的州县，城内服务业不发达。甚至于出现，城外偏远地方的酒楼邸店，由于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内还繁荣的怪事。
在京西路试行的工商业改革，徐平借鉴前世经验，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经营的酒楼邸店，一律卖出去，官方收税。
一般原则，县一级保留一处官方经营的酒楼，和一处官方经营的邸店。州一级则按等级，保留二到五处。超出数字的，把小的卖掉扩建大的，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官方所有的这些商业，不再使用衙前，而是雇专人经营管理，制定奖惩制度。
宋朝现在问题是，在城镇是官有经济占的比重过大，官府对利润的搜刮过甚，让工商业发展不起来。通过向民间让渡小型工商业，来刺激经济的活力。
与向民间开放工业和服务业相对应，通过三司铺子和各种民间会社经济，把畸形繁荣的商业的主导权，从一些大商户的手中夺过来。他们借助官方力量实行行会垄断，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打击压制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达的不同意见，竟然是觉得对民间放权让利不够。他以巩县为例，认为已经有了驿馆，官方的人员往来住处和酒食供应有保障，再保留官营的酒楼和邸店各一处没有必要。如果把这个市场完全放给民间，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这封书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不相信这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意见。在印象中可不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是把民间的工商业全部收归官有，走得比自己更远。
中国历史与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经济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额。宋朝是一个顶峰，王安石变法直接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几乎全部收归官有。同时在乡村推行保甲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鉴他前世新中国刚建国时的做法，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做过了。那次变法的问题，是把经济权力收上来之后，没有用这些钱发展社会生产，而只是让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庞大的改革，真正与发展有关的，只有农田水利法等了了几项措施。生产发展不了，改革必然被旧党反对，这种反对有社会基础。
如果徐平记得他前世整套的工业技术，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做王安石变法的事。农村分田之后实行保甲法，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到徐平年迈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极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收益。那样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建了个地上神国，其他地方全是原料产地。把经济的大部分收归官有，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当文明大潮冲击全世界的时候，会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发展进程都是一样的。蒙古人打下了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当时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也认为他们那一套奴隶代理制能够千秋万代。实际上只有几百年，这一切便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用封建社会指代一个历史时期，来分析历史，应该是大致准确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国这种，从秦朝之后便就告别封建，必然是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是相对的，与人的欲望有关，而不是绝对的。欧洲人认为历史有一个明确终点，是他们一神制文明的惯性，只是他们那样认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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