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项政治哲学理论，对一个阵营有好处的时候，统治者利用它，并不能证明就真心信仰它。
就好像历史上，德国人美国人一开始也是不提保护知识产权的，也不信奉什么狗屁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而是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乖乖执行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谁让他们是后发国家呢，要先山寨别人，有了体量规模，自己成了国际贸易主导者，再来大谈知识产权、自由市场。
功利主义统治者眼里，哲学家不过是一群草完就扔的工具犬罢了。
信仰，得是一套理论明明暂时对你还没好处，甚至对你的假想敌有好处时，你依然坚持它，那才叫信仰。
而刘备在兴平元年五月底、在这一系列抗击天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坚持灾异和人君失德没关系，坚持以积极抗灾、人定胜天的姿态面对灾异”的操守，着实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也第一次让内部官僚、百姓、乃至躲在弘农的皇帝、外镇的其他诸侯，都看到了刘备和李素是有原则的人。
李素不仅平时疯狂驳斥“天人感应”，而且在“天人感应论现在明明对刘备有利、能利用它来借故换掉失德皇帝”的情况下，依然驳天人感应。
就在刘备和李素亲自当众吃蝗虫，并且让李素陈明灭蝗的科学道理之后，没过几天，当时的所作所为和辩论因果，就传到了弘农的刘协那儿。
刘协虽然早已比较放心，知道刘备大概率不会害他，但也正是到了这一刻，才算是完全、彻底放心。
而且刘协本人也是完全发自内心真心诚意地相信了“殿兴有福论”，从此全力作为中央朝廷的官方意识形态，不遗余力推广，把皇帝仅剩的那点权威劲儿，都往这事儿上使。
毕竟这对刘协自己就有好处。
李素也就进一步从一个被皇帝夸为“知天命”的高级文臣，渐渐上升到了“头号官方意识形态权威”。
而对刘备来说，虽然暂时没有好处，但如果他最终还是得了天下，就会得到一个权威性更稳定，官僚和武将阶层也更不敢谋逆谋篡的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备的态度可谓是还没得天下，就已经在为未来会得天下的人添砖加瓦。
而且，这种权威性，并不怎么影响百姓真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反正百姓不读书，一个王朝如果最终真因为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尖锐该被人民推翻时，那什么哲学理论都是扛不住的。
这种“殿兴有福”带来的权威性，对付的主要是读过书的权臣，和武将的不臣野心，也就是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赃不匀篡逆，对划时代的革命没多大影响。
李素一贯坚信，乱世分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狗咬狗。统治阶级内部分赃不允导致的战乱，对百姓不是好事，只要还是皇帝统治，单纯换个姓没法带来社会进步。
他从来不反对革命，反对的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种狗咬狗的屠戮。
……
长远收益不是一两天看得出来的。
不过站在李素个人的角度，那天舌战群儒之后，他的忙碌却并没有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
蔡邕刘巴的到来，意味着一连串新的动作，新的布局，李素有N多事情要交接，忙得脚不点地。
连眼巴巴从南郑赶来伺候他的美婢，都没工夫宠溺。
五月二十七日，会议后三天，大司农张义彻底恢复了健康和精神状态，然后刘备也没为难他，只是借蔡邕的公议，上奏皇帝把张义平调为太仆。
毕竟九卿死了从贼了六个，只剩下三个活着，平调的空缺还很多。太仆管的是皇帝的銮舆，有时候还掌握京师军队的马政、后勤。
张义只是仗义执言，提提意见，不能因言罪人。
不过实际操作中太仆职权可大可小，如今皇帝都跑到弘农了，让张义去弘农随朝，给刘协开车，其他掌握北军后勤的工作分给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对（汉朝第一任太仆就是刘邦的车夫夏侯婴）
其他挡道迂腐的官员，也论其心迹，纷纷处置。如果只是迂腐，那就调任闲职，保持待遇，如果是阴怀恶意，只要被抓住把柄，李素自然会直接一撸到底震慑。
张义被调走之后，刘协身边好歹有一个司徒一个太仆，三公九卿各一人，也不能说刘备亏待架空他了。
大司农的职位出缺，刘备也不打算补上，就让李素暂时以京兆尹的身份，代管大司农的属官。
三辅长官名义上跟九卿平级，但实际上京兆尹和河南尹比九卿略高一点。就好比直辖市市长理论上跟部长平级，但实际上只有津门市长（右扶风、左冯翊）跟部长平级，京城市长高于部长。
所以李素不需要大司农的官职，只要让刘巴他们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即可。
二十七日一整天，把张义遗留的问题交接得差不多之后，眼看天色已晚，李素依然勤政不辍，留刘巴继续商议后一阶段的一个赈灾杀招，以及拿出邓芝的情报，盘算如何清算那些躲在张义、王必身后搞事情的关陇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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