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的丘陵在九十年代初的秋天，呈现出一种铁锈般的暗红色。王家沟蜷在山坳深处，几十户土坯房像被随意丢弃的骨牌，歪斜地挨着。沟口有条河，叫黑水河，河水终年泛着一种不祥的墨绿色。沟里老人说，那颜色是河底怨气染的。
农历九月十七，天刚擦黑，山风就钻进沟里，带着腐叶和湿泥的腥气。李二娃蹲在自家门槛上，就着最后的天光修补箩筐。屋里，媳妇在灶台前搅着一锅稀粥，玉米碴子在锅里翻腾，数得清粒数。
“二娃！二娃！”急促的喊声由远及近，“北坡水渠塌了！王支书让你带人赶紧去！”
李二娃放下箩筐，抓起倚在墙角的铁锨。媳妇从屋里追出来，往他手里塞了块烤红薯：“当心点，夜里渠边滑。”
“晓得。”李二娃咬了口红薯，甜味在舌尖化开。他转身往沟北跑，破胶鞋踩在泥路上，啪嗒啪嗒响。他没回头，所以没看见媳妇倚在门边，一直望着他消失在暮色里。
沟北的水渠是前些年集体修的，黄土夯的堤坝，一场秋雨就能泡软半边。李二娃到时，渠边已经聚了七八个人，火把的光在风里跳。王福根站在堤坝高处，五十岁的人，腰板挺得笔直——这在王家沟是稀罕事。沟里老话：“王家沟，沟里鬼，五十不到土里睡。”王福根今年整五十。
“二娃来了！”有人喊。
王福根转过脸。火光映着他方正的颧骨，那双眼睛在阴影里格外亮。他年轻时是沟里一霸，为争半分坡地能打断人肋骨；为五块钱债，能逼得人喝农药。可三年前他突然垮了，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人都说他要跟着沟里老规矩走了。怪的是，去年开春他竟一天天好起来，如今面色红润，声如洪钟。
“就这段，”王福根指着渠堤一处塌陷，土正簌簌往下掉，“再不堵，下游那十几亩玉米全得泡汤。”
李二娃老实，把剩下的红薯揣进兜里，拎着铁锨就跳下渠。水刚没小腿肚，冰凉刺骨。他弯下腰铲土填坑，铁锨刚插进泥里，脚底突然一空——那处的土松得反常，像被人掏空过。他整个人往前栽，扑进水里。
水不深，站起来也就齐腰。可有什么东西缠住了他的脚踝，滑腻腻的，像水草又像头发。他挣扎着想站直，那东西却越缠越紧，顺着小腿往上爬。
“救……”他刚张口，泥水就灌进来，呛得肺叶生疼。
岸上的人动了。可动作慢得出奇，像是戏台上的慢动作。李二娃看见王福根站在火光里，那张脸在阴影中模糊不清。有人扔下绳子，绳子却落在离他三尺远的地方。更多水草从渠底涌上来，缠上他的脖子，一圈，两圈，勒进皮肉里。他最后看见的，是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子，然后一切都暗下去。
尸体是第二天清晨发现的。
李二娃仰面漂在渠底，眼睛睁着，瞳孔里凝着最后的惊恐。水草像绿色的蛛网裹满全身，手指深深抠进岸边的泥里，指甲缝里塞满黑泥。
王福根拄着拐杖来了——那拐杖是病重时用的，如今只是个摆设。他蹲在渠边看了半晌，重重叹口气：“唉，二娃命苦啊。”他站起身，对围观的村民说：“乡里乡亲的，凑点钱吧，好歹让孤儿寡母有口饭吃。”
他带头掏出五块钱。那年头，五块钱能买二十斤白面，是沟里壮劳力小半个月的工钱。村民们面面相觑，有人掏出一角，有人摸出五分，最后凑了整二十块。王福根用红纸包好，亲自送到李二娃家。
李二娃媳妇抱着三岁的儿子，眼泪早就流干了。她接过钱，手抖得像风里的叶子：“谢谢福根叔……”
“节哀。”王福根拍拍她的肩，转身走了。走出院门时，他抬头看了看天，阴云正在聚集。
出殡那天下着小雨。乱石坡在沟西三里外，说是坟坡，其实就是个乱葬岗。清末闹饥荒时，这里埋过上百饿殍；民国时土匪火并，尸体也往这儿扔；解放后沟里非正常死的，都埋在这儿。坡上的土黑得发亮，挖下去二尺就能见白骨。
李二娃的棺材是薄木板钉的，八个汉子抬着，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里。下葬时，王福根往坑里扔了把土，土落在棺盖上，闷响一声。没人念经，没人哭丧——王家沟的规矩，意外死的不能大办，怕惊扰了“沟里的东西”。
当夜，沟里的狗嚎了整宿。
王福根家住在沟中央，三间土坯房，院里养着两只下蛋的母鸡。自李二娃下葬后，他身子骨一天比一天硬朗。原先咳嗽起来像破风箱，现在声音洪亮如钟；以前走路要拄拐，如今能扛百斤粮袋走三里地不喘。
沟里人私下议论，但没人敢当面说破。王家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有些事，看见了就当没看见；有些话，知道了就当不知道。这规矩什么时候传下来的，没人说得清，但一代代人都这么活着。
腊月里一个傍晚，王福根正在院里劈柴，沟西头的张老三来了。张老三五十出头，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米粒。他是沟里少数去过县城的人，年轻时在砖窑干过活，见过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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