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春天来得迟。
三月了，山阴处的雪还没化尽，背风的山坳里，残雪硬得像石头。但向阳的坡地上，已经有零星的野草冒出头——枯黄里掺着一点倔强的绿。
青岭村却没人有心思看春景。
正月十六，村南头王家的媳妇生了。是个女孩，六斤二两，哭声洪亮。接生的是李卫东，全程按新法操作：消毒铺巾，器械无菌，产后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生完头两天，一切正常。孩子吃奶，睡觉，小脸红扑扑的。
第三天夜里，孩子突然不哭了。
起初是哼唧，声音弱下去，然后彻底没了声息。等母亲察觉不对，抱起孩子时，那小小的身体已经软了，凉了。
没有预兆，没有症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
王家炸了锅。老人哭，媳妇哭，男人红着眼蹲在门口。李卫东被连夜叫去，检查了半天，查不出原因。
“可能……是猝死。”他说得没底气，“新生儿有时候会这样。”
“马大娘在的时候，从没出过这种事！”王家婆婆哭喊着。
这话像根刺，扎进李卫东心里。
他仔细复盘每一个环节：消毒没问题，操作没问题，产后护理也交代清楚了。为什么？
没等他想明白，第二桩来了。
二月初二，龙抬头。村西头刘家生了对双胞胎，两个男孩。这在山里是大喜，刘家摆了酒，请全村吃红鸡蛋。
李卫东接生的，依然顺利。
双胞胎活了一个星期。第七天夜里，两个孩子几乎同时停止呼吸。就像约好了一样，前一秒还在吃奶，后一秒就没了。
刘家男人疯了似的冲到卫生站，揪着李卫东的衣领：“你到底怎么接的生？！”
李卫东查不出原因。两个孩子都没有感染迹象，没有先天疾病，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
村里开始有流言。
先是老人私下说：“马大娘走得不甘心。”
接着有人说，夜里路过村口老槐树，听见有婴儿哭。起初以为是野猫，仔细听，分明是孩子的啼哭声，细细的，断断续续的，从树底下传来。
还有人说得更玄：看见马会香的影子，半夜在村里走，还是佝偻着背，拄着拐杖，走到谁家门口，就停下来，站一会儿。
王德福召集村干部开会。
“要相信科学！”他敲着桌子，“婴儿夭折，以前也有过，只是巧合！”
但底下的人眼神躲闪。
李卫东沉默地坐着。他手上拿着听诊器，金属听头冰凉，他却觉得烫手。
第一次发现血迹，是在三月中旬。
那天李卫东接生了赵家的孩子——第四个夭折案例。孩子生下来时好好的，三天后没了。
他回到卫生站，洗手。打肥皂，搓揉，冲水。擦手时，他愣住了。
右手掌心，有一道淡淡的红痕。
不是伤口，也不是颜料，就是一片红，像是染上去的。他用力搓，用刷子刷，红痕还在，只是淡了些。
“可能是碘酒。”他安慰自己。
但第二天，红痕又出现了。而且不止掌心，指缝里也有，像是接生时沾到的血——可他明明戴了手套。
渐渐地，这成了常态。每天洗完手，手上总有洗不掉的红印。白天淡些，夜里深些。有时候是手掌，有时候是指尖，有时候是整个手背，像戴了副若隐若现的红手套。
他开始频繁洗手。一天洗十几遍，手皮都搓破了，血迹还在。
更诡异的是触感。
夜里睡觉时，他总觉得手上缠着东西。不是线，不是布，是某种更柔软、更有韧性的东西——像脐带。那触感太真实了：滑腻，微凉，绕在指间，一圈一圈。
他开灯看，手上什么都没有。
但只要一闭眼，那感觉又来了。有时候还能“听”见声音——不是耳朵听见，是直接响在脑子里。女人的呻吟，婴儿的啼哭，还有马会香那沙哑的嗓音：“慢点，别急……孩子快出来了……”
他开始失眠。
卫生站的煤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李卫东坐在桌前，摊开手，盯着掌心看。灯光昏黄，手上的红痕在光影下变幻，有时候像血，有时候像锈，有时候……什么都不像，就是一种颜色，一种洗不掉的颜色。
他翻出《新法接生手册》，一页一页地看。消毒规范，操作流程，并发症处理……每一个字他都熟，可这些字救不了那些孩子，也洗不掉他手上的红。
四月初，第五个夭折发生。
这次是村中心的孙家。孩子生下来时呛了羊水，李卫东做了急救，救过来了。一家人千恩万谢。
第四天夜里，孩子还是没了。
孙家老人没闹，只是看着李卫东，眼神复杂。那眼神比骂更让人难受——是失望，是怀疑，还有一丝……怜悯。
从孙家出来，李卫东没回卫生站。他走到村口，站在老槐树下。
树上的红布条还在，旧的新的都有。风一吹，哗啦啦响。他抬头看，忽然发现——最低的那根枝桠上，系着一截特别旧的红布，褪色褪成了淡粉色，边角都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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