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四九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还没化净。南锣鼓巷的青石板路上结着一层薄冰，早晨的太阳照在上面，亮得晃眼。何雨柱从巷口拐出来，棉袄领子竖得高高的，两只手插在袖筒里，步子不快不慢地往食堂方向走。
食堂在锣鼓巷北口往西的一条胡同里，是街道办下属的单位，管着附近三个居委会的职工伙食。门面不大，临街三间房打通了当饭堂，后面接着厨房和库房。何雨柱在这间食堂当学徒已经快两年了——原主的记忆里，是何大清托了人、送了礼才把他塞进来的。
那天早晨他来得早。厨房里只有烧锅炉的老孙头蹲在灶坑前捅煤灰，铁钎子在灶膛里搅得哗啦哗啦响，火星子溅出来落在青砖地上，嗤嗤地灭了。
“哟，小何来了？”老孙头扭过头，从老花镜上头看他一眼，“你歇了这些天，师傅还以为你不干了呢。”
“家里有点事，处理完了。”何雨柱把棉袄脱下来挂在墙上的木钉上，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工作服袖口磨毛了边，前襟上有两块油渍洗不掉，留下来的印子像地图上的岛屿。
老孙头把炉灰铲进铁皮桶里，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活动腰。他六十出头，在食堂烧了十几年锅炉，什么人都见过。“你这孩子，这些天瘦了不少。家里的事——顺当不？”
“顺当。”何雨柱说，不多解释。
老孙头也没多问。他活了这么大岁数，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他拎着灰桶去后门外头倒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对了，今天中午肉铺送半扇猪来，你师傅说到时候你帮着剔骨。”
何雨柱点了点头，挽起袖子去水池边洗手。水管子冻了一夜，拧开的时候先喷出一股气，嘎嘎响了两声才出水，水冷得像刀子割手。他打了肥皂，仔细地把指甲缝都洗了一遍——这是师傅教的规矩，厨子的手必须干净，指甲里不能存脏东西。
厨房里渐渐亮堂起来。东墙的高窗户外头，太阳爬上来了，光线从窗棂子中间穿进来，在案板上切出一块一块的亮格子。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天炒菜留下的油烟气，混合着酱油和花椒的味道，沉甸甸地贴在每一个角落里。这种味道何雨柱闻了两辈子——原主从小在灶台边长大，后世他自己也常下厨——不过后世的厨房都是不锈钢台面和抽油烟机，没有这股子厚重的烟火气。
他把水池边的菜筐搬出来。昨天剩下的白菜还有小半筐，萝卜七八个，土豆一袋子。白菜帮子上有冻伤的斑点，得剥掉两层才能用。他拿起菜刀，在磨刀石上来回推了几把，试试刀刃的锋利度，然后开始剥白菜。
正剥着，门口棉帘子一掀，进来一个人。
师傅姓郑，单名一个福字，今年四十六岁，在食堂掌了十二年勺。他个子不高，肩膀厚实，两条胳膊因为常年颠勺练得粗壮有力。脸是圆脸，皮肤被灶火烤得红扑扑的，两鬓有些白头发，但眼睛亮得很——那是一双炒菜炒出来的眼睛，看火候、看颜色、看油温，一眼一个准。
郑师傅进门就看见何雨柱了。
“来了？”他把自己的白围裙从墙上摘下来，在腰上系了个活扣。
“师傅早。”何雨柱放下菜刀，转过身站直了。
郑师傅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这一眼的时间不长，但不是一个师傅看徒弟的眼神——倒更像是一个长辈看晚辈，带着点担忧，又不好直接问。何大清跑路的事，食堂里的人都听说了。郑师傅自然也听说了，但他这些天一直没说什么。
“家里的事处理好了？”郑师傅问。
“处理好了。”何雨柱说。
“好。”郑师傅就问了这一句，没再多说。他走到灶台前，伸手摸了摸灶沿的温度，试了试火候。老孙头已经把火捅开了，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呼呼的响声。郑师傅从架子上拿下炒勺，在手里掂了掂，忽然又回过头来。
“柱子，”他叫了一声，“今天中午炒大烩菜，你来上灶。”
何雨柱愣了一下。
大烩菜是食堂的招牌菜——白菜、粉条、豆腐、五花肉片烩在一起，汤汁要浓，火候要准，咸淡要正好。这道菜看着简单，但要让百十号人吃了都说好，不容易。以前这道菜一直是郑师傅亲自掌勺，何雨柱在边上打下手，从来没单独做过。
“师傅，这菜……”
“怎么？不敢？”郑师傅挑起一边眉毛，“我看了你几个月了，基本功扎实，火候也稳。今天中午就这个菜，你做。做砸了我兜着。”
何雨柱看着郑师傅的眼睛，那眼神里有话没说出口。他忽然明白了——师傅不是今天才想让他上灶的。师傅是想让他忙起来，让他脑子里没空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爹跑了，自己带着妹妹过日子，要是整天闷着头想，想出病来怎么办。不如让他干活，让他炒菜，让他站在灶台前头，让油烟和汗水把他的心思全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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