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行，”聋老太太把搪瓷缸子搁回桌子上，撑着拐杖站起来，“王主任你忙，老婆子不耽误你的工夫。”
王主任站起来送她，帮她拉开了办公室的门。聋老太太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
“王主任，”她说，“你在街道上也干了不少年了。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中海这事，我这把老骨头是管不了多少——但我这张老脸还在。回头你见了上面的人，帮我说一句，能不能从轻发落。”
王主任轻轻叹了口气。“孟妈妈，您慢走。”
聋老太太出了街道办，拐杖咯噔咯噔地敲着水泥台阶。她没有回四合院，而是沿着南锣鼓巷往南走。
第二个地方，是区里的民政科。
区民政科在南锣鼓巷南口一栋灰色的小楼里，楼是民国年间盖的，砖缝里长着青苔，窗户框上的绿漆剥落了不少。聋老太太拄着拐杖爬了两层楼梯，拐杖头在每级台阶上都敲一声，咯噔，咯噔，咯噔。
民政科的姚科长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认识聋老太太——解放前他在南锣鼓巷做过地下工作，聋老太太当年掩护过他。
“孟妈妈，”姚科长起身扶她坐下，态度比王主任还多了两分热乎，“您老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让人带个话就行了。”
聋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把拐杖靠在腿边。
“小姚，”她叫得很亲，亲得像是叫自己家的晚辈，“老太太今天是来求你一件事。”
“您说。”
“易中海——南锣鼓巷四号院的易中海。他是老太太看着长大的，跟半个儿子差不多。”聋老太太说，“他这回犯了事，老太太不替他辩解。错了就是错了。但是——他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他就是起了歪心思，办了糊涂事。你看能不能帮他说句话，别判太重。”
姚科长的脸色微微变了变。
“孟妈妈，易中海的案子——”
“老太太知道，知道是刑事案件。”聋老太太摆摆手，打断了他，“老太太不懂法，但老太太懂人情。易中海这个人，他不坏。他是个老实人，一时糊涂。把他关几年，他的家怎么办？他媳妇怎么办？一大妈那个样子你也见过，离了易中海，她活不下去。”
姚科长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擦了好一会儿，才重新戴上。
“孟妈妈，这事儿我帮您问问。”他说，“但您得有个心理准备。不是我不肯帮忙——是这事儿牵涉的已经不是院内纠纷了。保定那边的案子，跨了市，惊动了公安系统。就算区里想从轻，也要看保定那边的口风。”
“那就先问问。”聋老太太点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得理不让人的劲儿，“问到了准话，老太太再来。”
姚科长苦笑了一下。“行，您老放心，我记在心上了。”
聋老太太出了区民政科的小楼，站在街边喘了口气。初冬的风吹过来，把她额前几缕灰白的头发吹散了。她把头发往后拢了拢，拄着拐杖继续走。
第三个地方——是市公安局的一位熟人。
这个人姓马，是聋老太太已故丈夫的远房亲戚，在市公安局做个不大不小的科长。聋老太太找到他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马科长正端着搪瓷饭缸子准备去食堂打饭，在走廊上被聋老太太堵了个正着。
“婶子？”马科长一愣，“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找你。”聋老太太直截了当，“易中海的案子在你们这儿吧？你帮婶子打听打听。”
马科长左右看了看，走廊上还有别的公安在走来走去。他把聋老太太让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压低了声音。
“婶子，这案子不是我们主办的。人是保定那边抓的，通报到四九，我们只是协助。真正的审讯、定性、量刑——那都是保定方面的事。我们插不上手。”
“你就帮婶子问问，”聋老太太说，“能说上话就说，说不上话——至少问清楚，到底会怎么判。”
马科长沉默了一会儿。“行，我帮您问问。但婶子——我得跟您说句实话。易中海这事，是他自己作的。我听保定那边的同行提了一嘴，他设的那个局，从头到尾都是有预谋的。白寡妇是他找的，何大清是他推过去的。这不是一时糊涂——这是蓄意为之。想判轻，不容易。”
聋老太太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容易，”她睁开眼，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亮了一下，“不容易又不是不行。”
马科长张了张嘴，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行，”他说，“我帮您打听。”
聋老太太点了点头，转过身，拐杖咯噔咯噔地敲着走廊的水泥地，一步一步往外走。
回到南锣鼓巷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的房顶上，把四合院的灰瓦照得泛了金光。聋老太太推开院门，院里静悄悄的。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地戳在半空，几只麻雀在枝丫间跳来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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