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之后的几天，日子过得很安静。
陈美兰没再来过，方主任那边也没有新消息。
林栀照常上班，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但她心里搁着一件事，搁了好几天了。
那天从公证处回来，工作人员说遗嘱没有公证，如果有人质疑真实性，可能需要笔迹鉴定。
当时她满脑子都是王桂芳是谁，后来找到了王大妈，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
但冷静下来想一想，遗嘱有没有公证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她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院子的产权人是不是姥爷？因为在她小时候，偶尔听到大人会谈论这件事，可是她不懂这些，也不感兴趣，而且她也从来没有见过房产证这种很重要的东西。
她小时候从来不问家里的事，姥爷姥姥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大人不提的她也不问。
后来长大了，不问成了习惯，好像问了就打破了什么规则似的。
她决定中午吃饭的时候找姥姥问一问。
“姥姥，咱家院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姥姥转过头看着她，说：“不是买的，是换的。”
“换的？”
“你姥爷年轻的时候在隔壁镇上坐堂，后来认识了你二姨的老公公。人家在平安巷有这套院子，但他在隔壁镇做生意，住不过来。”
“你姥爷在隔壁镇那边有间小门面房，他正好需要那间门面房。两个人一合计，就换了。院子换门面，两不找。”
林栀听完隐约觉得事情变得不妙。
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姥姥说那时候的人办事简单，写了个字据就算数了，没有过户，没有改名字。
后来两家关系越来越好，孩子们青梅竹马。
二姨的老公公叫刘德厚，他儿子娶了二姨，两家成了亲家，就更没人提改名字的事了。
姥爷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几十年，街坊都知道这座院子是陈家的医馆，没人问过房产证上写的是谁。
林栀听到这里，觉得两眼一黑。
她问姥姥一句：“姥姥，当年那个换房子的字据还在不在？”
“不知道，都这么多年了，谁知道弄哪去了？你去抽屉里找找，大衣柜下面的那个大抽屉。”
林栀打开抽屉，里面塞满了旧东西，旧挂历、生了锈的剪刀、缠在一起的旧电线、几本发黄的《平安诗刊》。
她翻到最底下，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纸张已经发脆，折痕处磨出了毛边。
她展开第一张，是一份手写的换房协议，字迹是姥爷的，措辞简单得像是写给自家人看的便条：今有刘德厚平安巷房屋一座，与陈济川某镇门面一间互换使用，双方自愿，各不反悔。
落款处两个签名，一个手印，日期是几十年前的一个秋天。
第二张是刘德厚写来的信，抬头是“济川兄”。
信中寒暄了几句家常，说自己在隔壁镇安顿下来了，既然两家儿女已经结成了亲家，平安巷那个院子济川兄安心住着就是。
信的末尾一句话让林栀的手指停住了：“房产证不慎遗失，一直未及补办。若兄方便，可自行去办理过户手续，弟无异议。”
她抬起头看着姥姥，问这封信是什么意思。
姥姥说：“就是后来房产证丢了，一直没补办。刘德厚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懒得跑，你姥爷天天要看病人也懒得跑。两个人都不急，这事就一年一年搁下来了。反正住着也没人赶。”
林栀把信纸攥在手里，觉得掌心里传来的不是纸的温度，而是一种很深的、从几十年前一直蔓延到此刻的无奈。
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能证明这个院子是姥爷的。
换房协议是手写的，没有公证，没有过户记录，房产证上写的还是刘德厚的名字。
姥爷在这住了几十年，但法律上从来不是房主。
他留给她的院子，在法律上根本不算数。
姥姥看她不说话，问：“怎么了？”
林栀把信和协议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跟姥姥说：“姥爷走之前把院子留给我，但按这份协议，房产证上的名字没改，所以遗嘱是无效的。”
姥姥没有听懂那些法律上的弯弯绕绕，但她听懂了她的意思：老头子留给这丫头的院子，可能不作数。
姥姥把水杯拿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床头柜上，说了一句：“你二姨夫他们家，这些年从来没提过房子的事。他们知道这院子是你姥爷的，应该没啥大事。”
林栀说了一句她以前从来不会说的话：“那也得看二姨对这个院子是什么态度。”
她把信封放回抽屉里，关上抽屉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那封刘德厚的信。
信纸上那句“若兄方便可自行去办理过户”，说明对方从没想争这个院子。
但刘德厚已经不在世了，二姨夫一家认不认这桩几十年前的旧事，都还是未知数。
林栀在心里想了一下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去房管所查查这个院子的产权现状，看看有没有第二个知情的房屋持有人。
她不是专业的人，但她知道，再麻烦也得一点一点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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