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费书瑜祈祷时的心不诚，还是大明的老百姓怨念太重！
崇祯元年从元旦至春耕陕北就滴雨未下，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一场席卷北方的大旱灾拉开了明王朝末年动荡的序幕。
这场灾害不仅覆盖了天启元年的旧旱区。
更蔓延至陕西凤翔府、巩昌府、延安府、榆林卫，山西太原府、大同府，北直隶真定府、河间府、保定府及宣府镇，将北方多地拖入饥荒深渊。
灾荒的形态远不止干旱。
入秋后，太原及三关等地骤降大雨，汾河、滹沱河沿岸州县“横被淹没”。
水灾引发“米价腾踊、流亡满眼”；
水患未平，地震又至；九月间山西大同府新平堡、西阳河堡先后地震；
新平堡“压伤人众”，西阳河堡更是“地震二日不止”，天灾接连不断。
与此同时，素称富庶的浙江也遭遇罕见海啸。
杭州、嘉兴、绍兴三府“风狂海溢”。
这场“东南异常之变”摧毁民居数万间，溺亡数万人。
其中杭州府海宁、绍兴府萧山受灾最为惨重。
在所有灾区中，陕北的惨状堪称人间炼狱。
在崇祯元年的大旱灾中，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
百姓饥而无食，纷纷“剥树皮掘石块而食，弃子于粪土”。
甚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以致“死者枕藉，生者为盗，西北疆域几成无人之境”。
西安府、庆阳府、汉中府等地情况也大多如此，百姓流离失所，没有粮食，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
草吃完了就剥树皮吃，树皮吃完了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城门口的荒地上，饿死的人层层叠叠。
活着的人麻木地从尸体旁走过，要么去抢官府的粮库。
要么就跟着举旗的人走——与其饿死，不如拼一把。
陕北的危机，早已埋下伏笔。
这里治理结构复杂，延绥镇与延安府分属军政、民政系统。
延安府既是延绥镇的后方基地，也是其重要兵源地。
当地自然条件差、灾害频发，投军成了谋生出路，《延安府志》记载其“兵民参半，以饷为命”，民风亦骁勇善斗。
万历以来，国家治理溃败的恶果在此显现。
延绥镇军屯制度崩坏，本应“寓兵于农”的体系无法提供后勤支撑，边军只能依赖朝廷京运；
更严重的是军队腐败，边军“卖于边官”“卖于参都”。
或被司道、宗室、乡绅“占以供役使”，沦为私役。
熊廷弼曾调延绥兵增援辽东，点验时“每唱一名叹一气，验一马堕一泪”，最终汰退一千三百余人，可见军队积弊之深。
军饷的长期拖欠，成了压垮边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饷源、运力双重匮乏下，陕北边军“食不果腹，衣不覆体”。
饥饿，迫使着百姓冲破了王朝暴力机器设置的、但早已虚弱不堪的樊笼。
饥民与边军的绝望交织，一场大规模起义风暴终于在陕西爆发。
崇祯元年末，陕西数十支义军揭竿而起，其中几股势力尤为突出：
府谷王嘉胤（原名王嘉引）：
原延绥东路戍卒，因不满军中欠饷，与同乡吴廷贵逃回家乡经营黑市边贸。
大旱之年，官府不救灾反加重盘剥，米价至冬攀升至斗米七钱，多年积蓄难饱饥腹。
无奈十月与同乡吴廷贵率饥民拥进豪强富户家里抢粮。
冬天，当黄河封冻后，王率义军转移到垣曲就食。
河曲县令张天德拼死抵抗，起义军初临战阵，伤亡一百多人，吴廷贵阵亡。
十一月，白水王二闻讯北上与之会合，聚众五六千人。
王嘉胤当过明朝的边军，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懂战术，也懂组织队伍的方法。
所以他一扯旗以后，很快就成了陕西各路反王中的盟主。
安塞高迎祥（原名高如岳）：
陕西安塞县人，早年靠贩马为生。
整天和马打交道，因此练得骑射娴熟，膂力过人。
贩马多年，高迎祥兜里却一直没什么钱。
不是因为他不会做生意，而是因为他仗义轻财，经常拿钱接济穷哥们儿。
这使他在当地颇有号召力。
崇祯元年，明廷朝政腐败，全国饥荒连年，边军更为困苦。
安塞边军操守见其贩马获利颇多，便想谋夺其产。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高迎祥无奈，死中求活振臂一呼。
在“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呼声中。
上千人响应，自号“闯王”，意思是闯荡天下的王者。
以白帽白袍、白马为标识，成了战场上的“醒目仔”。
宜川王左挂（原名王之爵）：
十一月在宜川龙耳嘴聚众万人起义。
延绥除了本地饥民饥军之外，宜川一带还有一个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就是被异地安置的蒙古、女真降众。
延绥位于明蒙边境前沿，是重要的降众安置地区，而这些人并不擅长农业生产，生计主要就依赖明廷发放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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