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和他们一起上门,把‘历史承诺的法律依据’、‘现行政策的补偿标准’、‘产权置换后的未来收益’这三条线讲清楚,还会带企业老板去西侧的预留用地和标准化厂房实地考察,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会让他们觉得是‘强拆’。”
雨势渐小的时候,方案的修改方向已经明确,黄明光让秘书立刻根据吴砚的建议调整方案,会议室里的人陆续离开,只剩下他和李砚。
黄明光送吴砚到楼下,看着他撑着一把黑色的伞走向停在路边的银色轿车,雨丝落在伞面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他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吴砚的场景 ——2020 年新港区刚成立法学会,吴砚作为江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被引进,当时还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一个常年待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根本解决不了基层那些家长里短的“泥巴官司”,可没过多久,吴砚就在坡田镇的征地纠纷里,用实力打破了这些质疑。
那时候坡田镇要修一条连接高速口的快速路,这条路不仅能缩短镇里到市区的距离,还能带动沿线五个村的农产品销售,可项目推进到拆迁阶段就卡了壳 —— 涉及的两百多户村民里,有十五户死活不肯签补偿协议,带头的是村民谢老树,他拿着铁锹守在村口,皮肤黝黑,嗓门洪亮,见着施工队的车就往轮胎底下躺,施工队几次进场都被拦了回来。
镇党委莫书记急得满嘴燎泡,嘴角起了好几个溃疡,他在区里的会议上提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区政法委书记提醒他:“你去找区法学会的吴教授试试,说不定他有办法。”
吴砚当天就扎进了坡田镇,他没先去镇政府开会听汇报,而是让司法所小杨找了个熟悉村里情况的村干部,带着法学会的年轻律师小林,挨家挨户坐在村民的堂屋里聊天。
村民的堂屋里大多摆着老式的木桌和藤椅,桌上放着搪瓷杯,吴砚每次都先接过村民递来的茶水,等对方打开话匣子,再慢慢聊起拆迁的事。
在谢老树家,老人把一本皱巴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拍在桌上,封面的塑料皮都裂了缝,他指着证上的 “三分地”字样,激动得手都在抖:“这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我家有三分地,凭啥修路只算两分半?你们是不是想吞了我这半分地!”
吴砚没急着反驳,而是蹲在地上,把谢老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镇里的规划图铺在一起,又从包里掏出 2016 年的汛期受灾记录和航拍图,用红笔圈出一块被河道淹没的洼地:“谢大爷,您先别激动,咱们看证据说话。2016 年夏天那场大暴雨,您家这块地被洪水冲了,后来河道改道,这块半分地就变成了河道的一部分,按《土地管理法》第九条,河道属于国家所有,所以现在实际能算在您名下、可补偿的土地,确实是两分半。”
吴砚又从包里拿出隔壁村去年修桥的补偿协议复印件,“您看,隔壁村张大叔家去年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家原本两分地,因为一部分变成了河道,最后按一分六补偿,补偿标准和咱们镇一模一样,一分钱都没少。而且这条路修通后,您家到镇上的距离能缩短四里地,以前您拉一车蔬菜去镇上卖,得骑一个小时三轮车,路修通后二十分钟就能到,菜还新鲜,能多卖不少钱,这长远的好处可比半分地的补偿划算多了。”
谢老树盯着规划图和补偿协议看了半天,手指在 “河道” 两个字上摸了摸,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叹了口气:“我也不是想闹事,就是怕你们欺负我不懂法,把我的地给吞了。你这话说得在理,不是蒙我们老百姓。”
解决了谢老树的问题,其他十三户村民的态度也软了下来。吴砚趁机在村里的文化广场开了场 “法律夜市”,他让镇政府搬来几张桌椅,拉上“坡田镇快速路拆迁政策法律咨询”的横幅,还在桌上摆了《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小册子,把里面的关键条款用彩色笔标出来,再翻译成“你家的地为啥算这么多”“补偿款啥时候能到账”之类的接地气“大白话”。
晚上七点多,村民们吃完饭都来广场散步,吴砚和小杨就坐在桌前,一个接一个地解答他们的疑问,从补偿款的计算方式到安置房的选址,再到过渡期的租房补贴,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清清楚楚。
有个村民问 “要是签了协议,开发商不给钱咋办”, 吴砚立刻拿出《补偿协议》的范本,指着其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你看这里,要是开发商逾期付款,每天要按补偿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而且咱们镇政府会作为担保方,把补偿款存入专门的监管账户,你签了协议,监管账户里的钱就会冻结,等你腾了房,钱立刻就能转到你银行卡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不到一周,十三户村民就都签了补偿协议,快速路如期开工。现在这条路已经通车快两年了,沿线的蔬菜大棚、水果合作社都开起了网店,村民们的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倍还多,每次吴砚去平洲镇调研,谢老树都会拉着他去家里吃碗面条,说要感谢他当年把道理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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