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和他们一起上门，把‘历史承诺的法律依据’、‘现行政策的补偿标准’、‘产权置换后的未来收益’这三条线讲清楚，还会带企业老板去西侧的预留用地和标准化厂房实地考察，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会让他们觉得是‘强拆’。”
雨势渐小的时候，方案的修改方向已经明确，黄明光让秘书立刻根据吴砚的建议调整方案，会议室里的人陆续离开，只剩下他和李砚。
黄明光送吴砚到楼下，看着他撑着一把黑色的伞走向停在路边的银色轿车，雨丝落在伞面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他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吴砚的场景 ——2020 年新港区刚成立法学会，吴砚作为江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被引进，当时还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一个常年待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根本解决不了基层那些家长里短的“泥巴官司”，可没过多久，吴砚就在坡田镇的征地纠纷里，用实力打破了这些质疑。
那时候坡田镇要修一条连接高速口的快速路，这条路不仅能缩短镇里到市区的距离，还能带动沿线五个村的农产品销售，可项目推进到拆迁阶段就卡了壳 —— 涉及的两百多户村民里，有十五户死活不肯签补偿协议，带头的是村民谢老树，他拿着铁锹守在村口，皮肤黝黑，嗓门洪亮，见着施工队的车就往轮胎底下躺，施工队几次进场都被拦了回来。
镇党委莫书记急得满嘴燎泡，嘴角起了好几个溃疡，他在区里的会议上提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区政法委书记提醒他：“你去找区法学会的吴教授试试，说不定他有办法。”
吴砚当天就扎进了坡田镇，他没先去镇政府开会听汇报，而是让司法所小杨找了个熟悉村里情况的村干部，带着法学会的年轻律师小林，挨家挨户坐在村民的堂屋里聊天。
村民的堂屋里大多摆着老式的木桌和藤椅，桌上放着搪瓷杯，吴砚每次都先接过村民递来的茶水，等对方打开话匣子，再慢慢聊起拆迁的事。
在谢老树家，老人把一本皱巴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拍在桌上，封面的塑料皮都裂了缝，他指着证上的 “三分地”字样，激动得手都在抖：“这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我家有三分地，凭啥修路只算两分半？你们是不是想吞了我这半分地！”
吴砚没急着反驳，而是蹲在地上，把谢老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镇里的规划图铺在一起，又从包里掏出 2016 年的汛期受灾记录和航拍图，用红笔圈出一块被河道淹没的洼地：“谢大爷，您先别激动，咱们看证据说话。2016 年夏天那场大暴雨，您家这块地被洪水冲了，后来河道改道，这块半分地就变成了河道的一部分，按《土地管理法》第九条，河道属于国家所有，所以现在实际能算在您名下、可补偿的土地，确实是两分半。”
吴砚又从包里拿出隔壁村去年修桥的补偿协议复印件，“您看，隔壁村张大叔家去年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家原本两分地，因为一部分变成了河道，最后按一分六补偿，补偿标准和咱们镇一模一样，一分钱都没少。而且这条路修通后，您家到镇上的距离能缩短四里地，以前您拉一车蔬菜去镇上卖，得骑一个小时三轮车，路修通后二十分钟就能到，菜还新鲜，能多卖不少钱，这长远的好处可比半分地的补偿划算多了。”
谢老树盯着规划图和补偿协议看了半天，手指在 “河道” 两个字上摸了摸，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叹了口气：“我也不是想闹事，就是怕你们欺负我不懂法，把我的地给吞了。你这话说得在理，不是蒙我们老百姓。”
解决了谢老树的问题，其他十三户村民的态度也软了下来。吴砚趁机在村里的文化广场开了场 “法律夜市”，他让镇政府搬来几张桌椅，拉上“坡田镇快速路拆迁政策法律咨询”的横幅，还在桌上摆了《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小册子，把里面的关键条款用彩色笔标出来，再翻译成“你家的地为啥算这么多”“补偿款啥时候能到账”之类的接地气“大白话”。
晚上七点多，村民们吃完饭都来广场散步，吴砚和小杨就坐在桌前，一个接一个地解答他们的疑问，从补偿款的计算方式到安置房的选址，再到过渡期的租房补贴，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清清楚楚。
有个村民问 “要是签了协议，开发商不给钱咋办”， 吴砚立刻拿出《补偿协议》的范本，指着其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你看这里，要是开发商逾期付款，每天要按补偿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而且咱们镇政府会作为担保方，把补偿款存入专门的监管账户，你签了协议，监管账户里的钱就会冻结，等你腾了房，钱立刻就能转到你银行卡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不到一周，十三户村民就都签了补偿协议，快速路如期开工。现在这条路已经通车快两年了，沿线的蔬菜大棚、水果合作社都开起了网店，村民们的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倍还多，每次吴砚去平洲镇调研，谢老树都会拉着他去家里吃碗面条，说要感谢他当年把道理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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