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姨,实在对不住,是我们工作没做细,让您受委屈了。” 他把清单递到老人手里,指着上面的数字,一笔一笔解释,“这是房屋面积核算,这是装修补偿,您看,少算的两千五百块,我们已经补在里面了,明天就能到您的银行卡上。”
老人看着他冻得发紫的指尖,又看了看清单上清晰的数字,原本紧绷的脸慢慢松了下来。她拉着陈建设的手,掌心的温度暖得让人心头一热:“陈局长,您这么大的官,还为我这点小事跑一趟,我……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陈建设笑着拍了拍老人的手:“阿姨,拆迁补偿是您的养老钱,哪怕只有一块钱,也不能出错。我们工作上的一点疏忽,在您这里就是天大的事儿。要是让您寒了心,我们这官,当得还有啥意义?”
从那以后,小黄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个笔记本,每笔核算都记得工工整整,旁边还贴着一张便利贴:“对老百姓的事,多核对一遍,多耐心一点。”
新港区的建设,征地拆迁是绕不开的坎。那年春天,城郊的三个村子要划入新区规划,不少村民心里犯嘀咕:有的怕补偿不到位,有的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村口的大榕树下,每天都围着一群议论的人。
陈建设知道后,把办公室“搬”到了村里。白天,他跟着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手里的政策手册翻得卷了边;晚上,他就在村委会的院子里支起桌子,拉上电灯,给村民们开座谈会。院子里的蚊子多,他就和村民们一起拍蚊子,听大家说心里话,有时候一聊就到半夜。
村里的吴大爷是最难劝的。他家的老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土坯墙被岁月浸得发黄,房梁上还挂着他年轻时编的竹篮。吴大爷说:“这房子里有我老婆子的味道,有我儿子小时候的哭声,我走了,它们咋办?”
陈建设没劝他搬,只是每天早上都去吴大爷家,帮他扫院子里的落叶,帮他劈冬天烧的柴。吴大爷坐在门槛上抽烟,他就坐在旁边听,听吴大爷说年轻时怎么盖这房子,说老婆子怎么在灶台边做饭,说儿子怎么在院子里追蝴蝶。
有一天,吴大爷突然说:“陈局长,我不是不搬,我就是怕 ——” 他指了指远处正在建设的安置小区,“那新房子质量好不好?我腿脚不好,爬不动楼梯咋办?还有村里的老伙计们,要是住不到一块儿,我一个人住着也闷得慌。”
陈建设心里一暖,他知道,吴大爷这是把他当成了可以交心的人。他立刻协调拆迁办,在安置小区里留了一套一楼的房子,带个小院子,正好能让吴大爷种点蔬菜;又跟施工队打了招呼,让吴大爷随时能去工地看房子,墙面刷什么颜色、窗户装多大,都让老人自己定;最后,他挨家问了村里几户和吴大爷关系好的村民,把他们的房子都安排在了同一栋楼里。
搬家那天,吴大爷摸着新房子的墙面,又看了看隔壁门口熟悉的老伙计,突然红了眼眶。他拉着陈建设的手,声音有些哽咽:“陈局长,您是真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办啊!”
在陈建设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港区的征地拆迁没发生一起矛盾纠纷。可麻烦,还是悄无声息地找上了门。
上个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新港区拿了块地,要建高档住宅小区。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公司负责人李总找到了陈建设的办公室,关上门,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办公桌的角落里:“陈局长,一点小意思。我们想把容积率调高点,多建两层楼,您看 ——”
陈建设的目光落在信封上,信封的边角烫着金色的花纹,看着就沉甸甸的。他没碰,只是把信封推了回去,语气严肃:“李总,容积率是根据城市规划定的,是为了保证小区的采光、绿化,也是为了将来住在这里的业主。要是今天我给您通融,明天其他开发商都来要通融,这新港区的规划就乱了,最后损害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
李总脸色变了变,收起信封,又笑着说:“陈局长,咱们都是为了新区发展。我认识您的老同学伍伟,回头我约他出来,咱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没过两天,伍伟还真约了陈建设。酒桌上,菜还没上齐,伍伟就端着酒杯凑过来:“建设,李总的公司实力不差,多建两层楼也不影响啥。你就通融一下,以后新港区还有不少项目,咱们老同学也能互相帮衬。”
陈建设端着酒杯,杯里的白酒晃了晃,映出他的脸。他想起上学时,赵伟帮他占座位、抄笔记的日子,心里也不是滋味。可他还是把酒杯放了下来,语气坚定:“伟哥,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要是我今天因为你松了口,明天就有人因为其他关系来找我,这原则一旦破了,就再也守不住了。我身上的这身制服,是老百姓给的,我不能对不起他们的信任。”
伍伟看着他,叹了口气:“你啊,还是这么认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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