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走进新港区委区政府大楼时，九月的阳光正斜斜地切过玻璃幕墙，在花岗岩地面上投下一道锋利的光带。他停下脚步，低头掸了掸藏青色西装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这是多年来在镇党委办公室养成的习惯，面对任何新环境，先让自己看起来无懈可击。
电梯数字跳至6层，“叮”的一声轻响，门缓缓打开。新港区政法委办公室的牌子就挂在走廊尽头，红底白字，透着股肃穆。他刚握住门把手，身后就传来一个熟悉得让他脊背发紧的声音：“王秘书？”
王正转身，看见李汇站在三步开外，穿着一身挺括的司法制服，肩章上的四角星花在灯光下闪着光。十年了，李汇的眼角添了几道细纹，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没变——混杂着审视与不甘的锐利，像当年在镇党委办公室，每次王正写出的材料被书记圈红表扬时，他落在纸上的目光。
“李局，”王正伸出手，笑容恰到好处，“真没想到，咱们又凑到一块儿了。”
李汇的手在他掌心短暂一握，力道偏沉：“可不是嘛，缘分。我刚从楼上下来，司法局在8层。以后啊，少不了要麻烦王秘书多指导。”
“指导谈不上，”王正收回手，指尖还残留着对方刻意施加的压力，“区政法口的工作，还得靠区司法局多支持。”
两人站在走廊里，客气地寒暄着，阳光从窗外漫进来，把彼此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条纠缠了十年的线，又在新区的走廊里，第三次交叠在一起。
一度共事：镇党委的“笔杆子”之争
王正和李汇的第一次共事，是在2013年的北定镇。
那年王正刚从教师岗位转行，到北定镇党委办公室当秘书，白净、话少，手里的笔却厉害——写的讲话稿能让书记脱稿念，总结材料能被区委办当作范文转发。李汇比他早来两年，是办公室的“老人”，一直以“北定第一笔”自居，直到王正来了。
办公室的格子间挨得近，王正坐最里面，李汇在他斜对面。每天早上，王正刚把电脑打开，李汇就会端着保温杯走过来，假装看他的屏幕：“小王，今天写啥呢？要不要我给你搭个框架？”
起初王正以为是前辈热心，还真把草稿拿给李汇看。结果第二天，书记在办公室表扬李汇：“小李啊，你那个关于乡村振兴的思路不错，尤其是‘生态+产业’的提法，很有新意。”
王正愣在原地，那明明是他昨天草稿里写的核心观点，李汇只字未提，就变成了自己的。他回头看李汇，对方正低头喝茶，嘴角压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从那以后，王正学乖了。写材料时屏幕调得最低，草稿从不离身，就连打印机都要等办公室没人了才用。可即便这样，麻烦还是找上了门。
有一次，镇里要报一份关于信访维稳的总结，书记把任务交给了王正，要求三天内完成。王正熬了两个通宵，改了五稿，终于在截止日前一天把终稿发给了李汇——按流程，材料要先经办公室老同志审核，再报书记。
结果第二天一早，书记把王正叫到办公室，脸色铁青：“你这写的什么东西？数据错漏，逻辑混乱，还把去年的案例安到今年头上！”
王正接过材料，愣住了——那根本不是他的终稿，而是他第一版的草稿，里面的错误他明明都改了。他立刻想到了李汇，可没有证据，只能咬着牙说：“书记，是我没检查仔细，我现在重新改。”
那天王正没吃午饭，坐在电脑前，手指都在抖。李汇走过他身边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王，别太急，慢慢来。年轻人嘛，难免出错。”
王正抬头，看见李汇眼底的笑意，像根针，扎得他生疼。他没说话，只是把键盘敲得震天响。最后，他在截止时间前半小时，把改好的材料直接送到了书记办公室，顺带提了一句：“书记，这次我直接发给您，省得再麻烦李哥。”
书记愣了愣，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王正听见李汇在走廊里跟别人抱怨：“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规矩，眼里没人。”
王正没反驳，只是把更多的时间泡在办公室。他把镇上近五年的材料都翻了出来，装订成册，有空就看；他跟着书记下村，把村民的话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他甚至学会了在酒桌上挡酒，只为了能在书记清醒时，多听几句对工作的想法。
渐渐地，王正的材料越来越“接地气”，书记越来越离不开他。有一次区委书记来调研，听了王正写的汇报，当场问：“这材料是谁写的？思路很清，有深度，有水平。”
书记指着王正，笑着说：“我们办公室的小王，年轻有为。”
王正站在一旁，看见李汇的脸瞬间沉了下去，端着杯子的手紧了紧，指节都泛了白。
那之后，李汇很少再找王正的麻烦，但也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隔着两张桌子，却像隔着一条河，各自在对岸，沉默地看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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