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向东走到那幅亚洲地图前，手指划过泰国、香港、上海。
“1978年，我们七个人离开北大荒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知道不能回头。”他转身，“现在也一样。风暴要来，我们知道了，准备了，但路还得往前走。”
他下达指令：
第一，泰国项目继续推进，但加快回款节奏；
第二，香港公司调整投资组合，增加防御性资产；
第三，集团总部储备应急资金，额度为总资产的10%。
“另外，”他看向李卫国，“你准备一下，七月初去北京，我要见外汇局的领导。”
“谈什么？”
“谈如果风暴来了，民营企业能做什么，国家需要民营企业做什么。”
布局进入最后阶段。
6月28日，上海三厂。
老谢头站在那台修复的光刻机前，用手抚摸着铸铁底座。机器正在生产一批用于通信基站的专用芯片，嗡嗡的运转声充满整个车间。
肖向东专门从香港飞回来看他。
“机器用得顺手。”老谢头说话还是很简洁，“精度比当年还好。”
“是您的手艺好。”
老人摇头：“是时代好了。当年冯总工设计这台机器的时候，要什么没什么。现在你们要零件有零件，要材料有材料，要人才有人才。”
他走到工作台前，打开一个铁盒子——里面不是工具，是七个小布袋。每个布袋上绣着名字：肖向东、李卫国、陈思北、林美娟……
“这是给你们的。”老人说，“我自己做的。”
肖向东打开自己的布袋，里面是一把卡尺——老式游标卡尺，但刻度精准，表面磨得发亮。尺身上刻着一行小字：“量天量地，先量良心”。
“我这辈子，量过无数零件。”老谢头看着那台运转的机器，“最大的心得就这一句：技术可以量精度，但做事得量良心。你们现在做的大事，芯片、疫苗、金融……我懂的不多。但记住——对得起良心，就对得起国家。”
肖向东握紧那把卡尺，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
“谢师傅，您觉得……我们能成吗？”
老人笑了，缺了牙的牙床露出来：“1976年，你们七个娃娃在地窖里偷学的时候，有人问我能成吗？我说，学就有希望，不学就什么都没有。”
他拍拍肖向东的肩膀：“现在也一样。做，就有希望。”
两天后，老谢头脑梗复发，送进医院。这次没有上次幸运，半边身体瘫痪，说话也困难了。但意识清醒时，他用手势比划：要回黑龙江。
“落叶归根。”他含混地说。
肖向东安排专车送他回去。临行前，老人用能动的那只手，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
“桥要过，门要开。”
1997年6月30日，香港。
雨从下午开始下，淅淅沥沥，仿佛要洗刷掉殖民时代的最后痕迹。肖向东站在国际总部的天台上，看着雨幕中的维多利亚港。对岸会展中心灯火通明，政权交接仪式正在最后彩排。
手机响了，是加密线路。
“肖总，确认了。”李卫国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泰国政府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时间……就在这几天。”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
但比预想的早——他们原判断是十月。
“消息来源？”
“正大集团的差猜，他刚接到内部通知。泰国央行撑不住了，外汇储备只剩28亿美元。”
肖向东深吸一口气：“通知所有子公司，启动应急预案A级。香港公司，今晚全员在岗。”
“明白。”
挂断电话后，肖向东在雨中站了很久。雨滴打在脸上，冰凉。远处，英国米字旗正在最后一次降下，中国国旗将在七小时后升起。
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
而风暴，也将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席卷而来。
他想起邓小平南方谈话里的那句话：“要抓住机遇，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现在，机遇与风险同时降临。
胆子和步子，都要调整了。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
肖向东和全体员工站在会议室的电视机前，看着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响起时，很多人跟着哼唱，声音哽咽。
仪式结束后，肖向东没有让大家散去。
“历史时刻，我们见证了。”他站在屏幕前，画面已经切回新闻主播，“但接下来，我们要创造的是另一种历史——在金融风暴中活下去、站起来的历史。”
他调出压力测试的报告：“最坏的情况可能很快发生。泰国泰铢一旦崩溃，连锁反应会多快传到香港？我们的模型预测是：48小时。”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所以从现在起，香港公司进入战备状态。所有交易需要双人复核，所有头寸每小时汇报，所有现金调拨需要我亲自批准。”
他顿了顿：“我知道有人想问——为什么不撤？为什么不避险？”
他看向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因为香港现在是中国的香港。守不住这里的金融阵地，我们就对不起今天升起的这面国旗。”
没有豪言壮语，但每句话都砸在地上。
“散会后，各就各位。天亮之前，我要看到最新的头寸报告和应急预案。”
人群散去。肖向东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
窗外，雨停了。东方海平面上，泛起鱼肚白。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第一天，开始了。
而风暴的乌云，已经在地平线上聚集。
他打开抽屉，取出那把老谢头送的卡尺。“量天量地，先量良心”。
现在，他们要量的，是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的规模。
和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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