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向东站在三里河一栋灰色五层楼前，手里握着已经汗湿的文件袋。楼门口挂着三块牌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中国改革基金会。这里是改革年代的思想发动机之一。
“肖老师，吴主任在等您。”
年轻的研究员小孙引着他穿过略显昏暗的走廊。两侧办公室的门都开着，能看见堆到天花板的资料、墙上的经济图表、以及伏案工作的人们。空气里有油墨、香烟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
主任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吴明远——这位曾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此刻正戴着老花镜审阅一份稿件。听到敲门声，他抬起头，露出温和的笑容。
“向东来了，坐。”吴明远指了指沙发，“你电话里说的事，我仔细想过了。”
肖向东从文件袋里取出那份精心准备的报告：《关于放开民间通信设备准入，促进我国通信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建议——基于无线市话（CT-1）系统的实证分析》。
“吴主任，这是我们的技术方案和全套测试数据。”他翻开报告，“还有对日本PHS系统、美国DECT标准的比较研究，以及市场预测模型。”
吴明远接过报告，没有立即翻看，而是摘下眼镜：“向东，你知道现在部委里对通信业开放的主流意见是什么吗？”
“请主任指教。”
“三句话：通信是国家神经，必须牢牢掌握；市场需要竞争，但必须有序；技术可以引进，但必须可控。”吴明远起身走到窗前，“你这份报告，是在挑战这三条底线。”
肖向东没有回避：“吴主任，我恰恰认为，正是因为这三点，才必须放开准入。”
“哦？”吴明远转过身，“说说看。”
二、报告
肖向东走到办公室墙上的中国地图前，手指划过沿海地区：
“第一，通信确实是国家神经。但神经要健康，需要毛细血管畅通。现在邮电部的模拟网，就像只建主动脉，忽略了毛细血管。一部大哥大两万八，入网费六千，月租费一百五——这是给少数人用的通信，不是给人民的通信。”
他翻开报告第三页：“我们的CT-1系统，终端目标价一千元，通话费每分钟两毛，覆盖半径一公里。可以在城市里织出一张毛细血管网，让普通市民、小商贩、企业职员都用得起移动通信。”
“第二，关于有序竞争。”肖向东继续，“现在不是有没有序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竞争。全国通信设备市场，交换机是七国八制，手机是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垄断，基站设备全是进口。邮电部直属的几家工厂，生产的还是纵横制交换机和拨盘电话。”
他拿出一份数据表：“这是去年通信设备进口额——四十七亿美元。而同期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才九十一亿。通信设备成了最大的外汇消耗领域之一。”
吴明远的眉头皱了起来。
“第三，技术可控。”肖向东的声音变得沉重，“我们现在引进的技术，都是别人淘汰或即将淘汰的。日本已经商用PHS，我们还在扩建模拟网；欧洲GSM标准已经确立，我们连数字化的时间表都没有。等技术引进来了，人家已经升级换代了，我们永远在后面追。”
他翻到报告最后一章：“放开民间准入，不是要取代国营企业，而是要鲶鱼效应——让有活力的企业进来，倒逼整个行业升级。日本NTT也是国营，但放开终端市场后，松下、索尼、 NEC都起来了，现在日本通信设备的国际竞争力在哪里？在全球前三。”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知了的鸣叫穿透进来。
吴明远重新戴上眼镜，开始仔细翻阅报告。他的目光在技术参数、成本分析、市场预测那些图表上停留了很久。二十分钟后，他抬起头：
“数据扎实，论证清晰，政策建议有操作性。但是向东，你考虑过阻力会有多大吗？”
“考虑过。”肖向东平静地说，“邮电部会有三个反对理由：国家安全、国有资产保值、服务品质保障。”
“你怎么回应？”
“第一，放开的是终端设备和接入系统，核心网络仍在国家手里，比电力行业放开电厂、电网仍在国家手里更安全；第二，国有资产要在发展中保值，不是在垄断中贬值；第三，服务品质应该用市场标准衡量，而不是用行政标准保护。”
吴明远靠在椅背上，久久不语。窗外传来洒水车播放的《兰花草》音乐声，由远及近，又渐行渐远。
“报告我留下。”他终于说，“下周，体改委有个内部研讨会，讨论服务业开放问题。我给你安排十五分钟发言。”
“谢谢吴主任！”
“别急着谢。”吴明远摆摆手，“我只能给你提供一个说话的机会。能不能说动参会的人，看你的本事。参会名单里有计委、经贸委、邮电部的人——都是你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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