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向东站在三里河一栋灰色五层楼前,手里握着已经汗湿的文件袋。楼门口挂着三块牌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中国改革基金会。这里是改革年代的思想发动机之一。
“肖老师,吴主任在等您。”
年轻的研究员小孙引着他穿过略显昏暗的走廊。两侧办公室的门都开着,能看见堆到天花板的资料、墙上的经济图表、以及伏案工作的人们。空气里有油墨、香烟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
主任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吴明远——这位曾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此刻正戴着老花镜审阅一份稿件。听到敲门声,他抬起头,露出温和的笑容。
“向东来了,坐。”吴明远指了指沙发,“你电话里说的事,我仔细想过了。”
肖向东从文件袋里取出那份精心准备的报告:《关于放开民间通信设备准入,促进我国通信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建议——基于无线市话(CT-1)系统的实证分析》。
“吴主任,这是我们的技术方案和全套测试数据。”他翻开报告,“还有对日本PHS系统、美国DECT标准的比较研究,以及市场预测模型。”
吴明远接过报告,没有立即翻看,而是摘下眼镜:“向东,你知道现在部委里对通信业开放的主流意见是什么吗?”
“请主任指教。”
“三句话:通信是国家神经,必须牢牢掌握;市场需要竞争,但必须有序;技术可以引进,但必须可控。”吴明远起身走到窗前,“你这份报告,是在挑战这三条底线。”
肖向东没有回避:“吴主任,我恰恰认为,正是因为这三点,才必须放开准入。”
“哦?”吴明远转过身,“说说看。”
二、报告
肖向东走到办公室墙上的中国地图前,手指划过沿海地区:
“第一,通信确实是国家神经。但神经要健康,需要毛细血管畅通。现在邮电部的模拟网,就像只建主动脉,忽略了毛细血管。一部大哥大两万八,入网费六千,月租费一百五——这是给少数人用的通信,不是给人民的通信。”
他翻开报告第三页:“我们的CT-1系统,终端目标价一千元,通话费每分钟两毛,覆盖半径一公里。可以在城市里织出一张毛细血管网,让普通市民、小商贩、企业职员都用得起移动通信。”
“第二,关于有序竞争。”肖向东继续,“现在不是有没有序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竞争。全国通信设备市场,交换机是七国八制,手机是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垄断,基站设备全是进口。邮电部直属的几家工厂,生产的还是纵横制交换机和拨盘电话。”
他拿出一份数据表:“这是去年通信设备进口额——四十七亿美元。而同期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才九十一亿。通信设备成了最大的外汇消耗领域之一。”
吴明远的眉头皱了起来。
“第三,技术可控。”肖向东的声音变得沉重,“我们现在引进的技术,都是别人淘汰或即将淘汰的。日本已经商用PHS,我们还在扩建模拟网;欧洲GSM标准已经确立,我们连数字化的时间表都没有。等技术引进来了,人家已经升级换代了,我们永远在后面追。”
他翻到报告最后一章:“放开民间准入,不是要取代国营企业,而是要鲶鱼效应——让有活力的企业进来,倒逼整个行业升级。日本NTT也是国营,但放开终端市场后,松下、索尼、 NEC都起来了,现在日本通信设备的国际竞争力在哪里?在全球前三。”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知了的鸣叫穿透进来。
吴明远重新戴上眼镜,开始仔细翻阅报告。他的目光在技术参数、成本分析、市场预测那些图表上停留了很久。二十分钟后,他抬起头:
“数据扎实,论证清晰,政策建议有操作性。但是向东,你考虑过阻力会有多大吗?”
“考虑过。”肖向东平静地说,“邮电部会有三个反对理由:国家安全、国有资产保值、服务品质保障。”
“你怎么回应?”
“第一,放开的是终端设备和接入系统,核心网络仍在国家手里,比电力行业放开电厂、电网仍在国家手里更安全;第二,国有资产要在发展中保值,不是在垄断中贬值;第三,服务品质应该用市场标准衡量,而不是用行政标准保护。”
吴明远靠在椅背上,久久不语。窗外传来洒水车播放的《兰花草》音乐声,由远及近,又渐行渐远。
“报告我留下。”他终于说,“下周,体改委有个内部研讨会,讨论服务业开放问题。我给你安排十五分钟发言。”
“谢谢吴主任!”
“别急着谢。”吴明远摆摆手,“我只能给你提供一个说话的机会。能不能说动参会的人,看你的本事。参会名单里有计委、经贸委、邮电部的人——都是你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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