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15日夜，北京降下这年最大的一场雪。
肖向东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桌上铺满了数据表格——国家统计局的价格指数月报、商业部的商品库存周报、各大城市物价监测点的日报，还有他自己从深圳、上海等地调研搜集的一手材料。
红蓝铅笔在纸上划出密密麻麻的标记。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茶杯里的茶早已凉透。
价格闯关引发的抢购潮虽已平息，但后遗症正在显现：1988年全年零售物价上涨18.5%，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部分城市出现“滞胀”苗头；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出现微妙动摇。
更关键的是——政策层出现了分歧。
肖向东从内部渠道得知，高层正在争论下一步走向。激进派主张“继续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稳健派呼吁“暂缓步伐，完善配套”；保守派则开始质疑“改革方向是否出了问题”。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长安街上的车流渐渐稀疏。肖向东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目光落在笔记本上那行字：
“价格改革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前半程冲得太猛，后半程需要调整呼吸、补充水分、检查装备。”
这是周振华教授昨天对他说的话。老先生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白——该有人站出来说点实在话了。
凌晨三点，肖向东在稿纸上写下标题：
《关于稳健推进价格改革的十条建议》
二、郑卫国的“关切”
报告初稿完成是三天后的傍晚。
肖向东没有立即上报，而是先给了方文敏。这位体改委的青年学者，如今已是价格改革领域的准专家，她的严谨能帮报告规避很多风险。
“数据需要再核对一遍。”方文敏在电话里说，“特别是第三条建议里，关于‘建立基本生活品价格平准基金’的预算测算，少了两个百分点。”
“好，我马上改。”
“还有……”方文敏犹豫了一下，“郑卫国昨天在委里开会，专门提到‘有些年轻同志喜欢提大而不当的建议’。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在说谁。”
肖向东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他看到了报告？”
“应该没有，但他可能听到了风声。”方文敏压低声音，“你这篇报告一旦递上去，他肯定会知道。按照程序，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要先经过委里初审，才能往上送。”
“初审要多久？”
“正常两周，但如果有人‘特别关切’……”方文敏没说完。
电话两端都沉默了。窗外的积雪在融化，屋檐下滴着水，吧嗒，吧嗒，像倒计时的钟摆。
“我想办法绕开初审。”肖向东突然说。
“什么？”
“中心每年有三篇‘直报’名额，可以不经过委里，直接送国务院办公厅。”肖向东语速很快，“今年名额还没用。”
方文敏倒吸一口凉气：“你想用直报名额？向东，那是给重大紧急事项用的，而且用了之后……”
“我知道。”肖向东打断她，“用了之后，如果报告被批‘小题大做’，我在中心的前途就完了。但如果成了……”
他没说下去。但方文敏懂了——如果报告获得高层认可，肖向东的影响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值得吗？”她轻声问。
电话里传来肖向东平静的声音：“价格改革涉及亿万人饭碗，你说值不值得？”
三、直报通道
1月22日，周一。
肖向东走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办公室时，手里拿着装订好的报告。一共二十八页，简洁明了，每条建议都有数据支撑、国际经验对比、可行性分析。
刘主任接过报告，没有立即翻开，而是先看了看肖向东：“想好了？要用直报名额？”
“想好了。”
“你知道风险。”
“知道。”
刘主任这才翻开报告。他看得很慢，时而点头，时而皱眉，看到第七条建议时，停下笔：“‘允许部分国企试行内部股份制，将职工利益与企业效益捆绑’——这一条，是不是太超前了？”
“深圳已经在试点，效果很好。”肖向东递上补充材料，“华深电子的李卫国搞了内部职工股，去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2%。”
刘主任继续往下看。十分钟后，他合上报告，摘下老花镜。
“报告写得不错，有数据，有见地，也有分寸。”他顿了顿，“但正因为写得好，才会有人不高兴。有些人，宁愿要平庸的正确，也不要优秀的风险。”
“所以我申请直报。”肖向东说，“让事实说话，让决策者判断。”
刘主任看着眼前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想起自己三十年前刚进计委时的样子——也是这般锐气，这般执着。岁月磨平了很多东西，但总得有人保留些锐气。
“好。”他终于点头，“我签字。但向东，有句话你得记住——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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