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广州秋交会的喧哗声浪几乎要掀翻整个展馆。流花路展馆内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翻译、模特、工作人员挤成一团，各种语言和方言混杂在潮湿的空气里。肖向东站在电子展区的过道上，手里拿着一份刚签完的技术服务合同——北斗科技为深圳一家合资企业设计的生产线自动化方案，合同金额十二万元。
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参加广交会。三天的经历已经让他深刻体会到什么叫“世界的窗口”——这里能看到最先进的日本电子产品，也能看到最朴素的中国工艺品；能看到西装革履的港商用流利英语谈判，也能看到穿中山装的老外贸用算盘报价。改革开放六年，广交会成了浓缩的试验场。
“肖工！这边！”翻译小王挤过人群，指着对面的机械展区，“上海机床厂的人找您，说是有技术问题请教。”
肖向东点点头，正要过去，余光却扫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站在机械展区的一个角落摊位前，穿着藏青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用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向一个外国客户介绍产品：“我们这个车床，主轴精度达到0.01毫米，比国家标准还高……”
赵大刚。
九年了。肖向东几乎认不出他——那个在北大荒总是阴沉着脸、爱打小报告的知青，现在成了某个国营厂的干部，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副科长，但站在广交会的展位上，居然也有了几分从容。
赵大刚也看到了他。介绍的话停在半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几秒钟后，他示意同事继续接待客户，自己朝肖向东走来。
两人在过道中央相遇。周围是鼎沸的人声、闪烁的灯光、飘动的宣传单，但这一小块空间突然安静得可怕。
“肖向东。”赵大刚先开口，伸出手，“好久不见。”
握手很有力，带着老茧。肖向东感觉到对方手掌的温度和力度，那不是坐办公室的手。“赵大刚。没想到在这里遇见。”
“我也没想到。”赵大刚松开手，打量着他，“听说你在清华当老师？怎么跑到广交会来了？”
“学校的技术服务项目。”肖向东简单说，“你呢？在哪个厂？”
“沈阳第一机床厂，技术科副科长。”赵大刚说这话时，下巴微微扬起，“这次带新产品来参展，C6140A型普通车床，部优产品。”
他说得很自豪。肖向东知道，对于国营厂干部来说，能带队参加广交会已经是莫大的荣誉，更别说展品还是“部优产品”——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最高认可。
“恭喜。”肖向东说得很真诚。
赵大刚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你还是老样子，说话不冷不热的。走，到我那边坐坐，喝杯茶。”
不是邀请，是命令。肖向东想了想，点头答应。
沈阳机床厂的展位不大，只有三台机床样品和一些宣传册。但位置很好，在机械展区入口处，客流量大。赵大刚的同事们明显很尊重他——或者说，很怕他。他一回来，几个年轻人立刻让出位置，端茶倒水。
“坐。”赵大刚指着一张折叠椅，自己先坐下，“咱们北大荒一别，有九年了吧？”
“九年零四个月。”肖向东记得很清楚。
“记性真好。”赵大刚点上烟，“我听说你考上清华，后来又留校，还搞了什么研究会。混得不错啊。”
话里有话。肖向东没接茬，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但我没想到你会来广交会。”赵大刚吐出一口烟，“这里是什么地方？是国家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地方。你一个老师，来这儿掺和什么？”
“学校鼓励教师参与社会服务。”肖向东平静地说，“我们有些科研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科研成果？”赵大刚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复杂的东西——不屑、嫉妒，或许还有一点羡慕，“我听说你们搞什么股份制，买股票，还弄什么汉字传呼机。这些算科研吗？”
消息传得真快。肖向东不动声色：“都是改革实践的一部分。国家在探索新路，我们尽一份力。”
“新路？”赵大刚突然压低声音，“肖向东，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那些事，我都听说了。郑卫国现在在机委，专门查你这种人。你知道他在我们厂调研时怎么说吗？他说‘有些知识分子，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
空气瞬间紧张。几个年轻同事识趣地走开了。
肖向东放下茶杯：“那你觉得呢？我是在挖墙脚吗？”
赵大刚沉默了很久。他抽着烟，看着展馆里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商，看着那些满脸兴奋的中国商人。广交会的热闹与他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在北大荒时，我觉得你是个异类——偷偷看书，搞小团体，还跟林美娟不清不楚。后来你考上清华，我更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你们能上大学，我只能回城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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